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下班后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宁长磨磨蹭蹭直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骑上那辆一走三响的自行车朝城郊慢腾腾地走去。一出机关就预感到有人跟踪，仍不紧不慢，“哗啦啦，哗啦啦”地向前蹬着自行车。
一过郊区大桥，从桥旁突然蹿出两个人来，后边两辆摩托车几乎同时飞驰而来。其中一个低沉着喊道：“拆了他！”四个歹徒就将宁长团团围住。也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一辆皇冠车箭一般地从桥那边s过来。结果当场抓住两名歹徒，另两个跑出五百米后被埋伏在附近的干警一举抓获。宁长的鼻子和嘴角都流出血来，要害部位要不是事先做了必要的防范，也许真的到西天查大案要案去了。
事情的结果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杨晓宇很快被拘留收审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那个被罚款八千元的倒霉鬼那天去要收据时，被杨晓宇骗到车上，坐在后排座上他的一个小哥们儿乘其不备用绳子将其活活勒死，然后将车开到乡下山上的树林里埋掉了。同时还有三件命案均为杨晓宇牵头所为。盗窃、抢劫不计其数。案子告破后，很多老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县纪委光锦旗就接了五十多面，宁长也风光了好一阵子。许多部门有事无事请他作报告，让他讲讲英雄事迹，可能是遗传上的原因，他也一到关键时刻就像他老爸常常裤头的松紧带失效那样地掉链子。一次一所中学请他作报告，讲讲如何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为民除害的事迹。助手王祥也给他准备了一份详实厚重的材料，他到台上却念起了对一个案件的审问笔录。学生们听得莫名其妙，校长也弄得糊里糊涂。好在他毕竟大学毕业，又有实践经验，东拉西扯渐渐地又讲起如何查案，办案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等等，前前后后好歹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摇着头，面无表情地走下讲台。此后一般单位就不再请他作报告了，都说他心不在焉，人在讲台坐，心里说不定跑哪个天涯海角去了；也有的说他从小家庭条件不好，父亲又整天喝酒，脑袋给菏拉出毛病了。他说啥，“这是县里下的死命令，要不这样我还不讲呢。”
接着他又查处了几件小案子，其中涉及到一名业务科长。
向平是某行业主管局的业务科长，官虽不大，却主管着汽油、柴油的批发，车辆的审批和乡、镇、街的财务审计等等，很有实权。一句话，他不落笔，你的平价油就买不到手，你的车就办不了控办手续。他一摇头，你的账目差错就得乖乖地交出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罚款金。最难缠的，他不像有的业务科长一见来人办事头不抬眼不睁，或一副借了谷子还了稗子的丧气相（这种人看着别扭，你只要把钱往他兜里一塞，他二话不说就给你动真家伙）。他一见来人张嘴先笑，起身让坐，哈腰递烟，热热乎乎地让你摸不着哪是脑袋哪是p股。一接触实质问题也难辨真假，大不了说一句，你再跟某局长请示一下，他只要点头，我这啥说道没有。问题是他主管科长不落笔，某局长根本不可能点头，除非关系特殊，办不办都得办的没办法了，否则谁没事找事，放着把柄让人抓；若遇那情况，向平也早已心领神会，一点就通，用不着推卸，磨磨到最后该办还是得办。一言以蔽之，找人办事总是要表示表示的，在“表示”问题上（现在许多人都把送礼给好处叫做“表示”或“意思意思”，而不叫粗俗的“上炮”了），他能准确地把握火候，如你要给他表示，他首先要惦量准确这件事能否办成，若办成的话得表示多少才算到位，再根据你的表示程度逐步实施。对那些实在办不成的你就是说出龙叫他也分文不收，对能办成又给不到位的他也不像有些人莽张飞似的立马长矛直取，一张嘴就是什么：你这件事少五千元神仙也办不成，打耗子还得下个油渍捻儿呢，你这是涮二小子呢？或不三不四地吓唬人，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你说，“再商量商量，再等一等，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么。”直把你泡得想通了，给到位了，他觉得够口啦，便小声、发狠地对你说：“明早七点半，过时不候！”到时候你就去吧，分毫不差。所以许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人都惧他、怕他，当面说他微笑服务，热忱周到，背后都骂他笑面虎，向老狠，吃人不吐骨头。随着当科长时间的延长，告状的就逐渐增多，渐渐地县纪委那里就像打更门卫的收发室似的，每天都能收到他的几封上告信。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小小的业务科长，股级干部，哪来恁多上告信，还以为有人在陷害他。后来信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什么三十五十，千儿八百，一万两万的；单位、寝室、餐厅、厕所、省城、油库……有点像中国的百科全书了。逐渐才引起县纪委的重视，终于有一天下决心要审查向科长的问题了。宁长就受理了他的案子。
办案人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什么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等等。向平不像杨晓宇那样装横，他对纪委干部讯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且十分礼貌。不管你要不要，倒水递烟接连不断，一双手总在胸前两裆中间规规矩矩地放着，给人一种腼腆、羞涩（当然也含胆怯）、可怜的感觉。最后一再道歉，由于自己工作不周和失误，给领导添了麻烦，还一口气送到大门外，并再三申明：欢迎再来，尤其是个人有事，千万不要客气；只要能办到又不违反原则的，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弄得宁长有一会儿都糊涂了：他是把我们当成查案的呢，还是当成探亲访友的呢？王祥也连连摇头，这样的人出问题，真不可思议。
下次照旧。
宁长仍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先清外围，最后攻坚，半个月后向平挺不住了。在一个夜色胺陇的晚上，他轻轻地敲开了宁长的家门。一进屋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实他比宁长还大五六岁呢；但现在的人都怪，平时气宇轩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国家元首的派头，一到求人办事或希望对方咋样的时候，立时就矮下七分；笔者就曾见过一个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尴尬场面）……”宁长伸手把他拉起来，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别人帮不了忙的。”最后他们几乎是膝碰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宁长因不会吸烟就忘了给向平拿烟，茶水还是倒了好几次的。
临走向平硬是扔下一个纸包，说是对“侄儿”的一点小意思。宁长家里确实不宽裕，两口子一个孩子，媳妇小红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郊区胡寡妇的女儿。他们是怎样成的夫妻，他们自己很少讲，外人当时议论猜测了一番之后，渐渐也就时过境迁，无人过问了，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意，又有原先那个熟识的基础，小红又高中毕业后到了成婚的年龄，双方接触多了，感情厚了，一来二去地就成了亲。说白了也实在没啥好说的，只是这家庭生活，儿子醒龙正上幼儿班，每月都得花个三百二百的，过一年两年再一上学哪天不得花钱？小红又没有工作，天天蹲市卖菜，能挣几个钱吧。宁长（我们无意褒奖）又不会接受“表示”，要不日子哪能过得这样紧巴。你就看看他的家，除了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住房，家具仍是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立柜，一对箱子（该商品现在连一般职工家里都很少见了），再像样的就是儿子醒龙刚上幼儿班时买的一个一百多元的电子琴，别无他物。他媳妇卖菜，有兴趣你挨着个儿数一数，现在县里有几个副局级的家属蹲市场卖菜？所以这一次也一样，他不可能接，还将纸包往沙发上一摔，“你不拿着，只能加重你的处罚！”向平却如释重负地溜出门。他以为宁长和别的领导一样，收钱时总要谦虚一番，甚至气得什么似的，待“表示”人一走，马上点钱，然后根据钱多少来琢磨事情给办到什么程度，然后琢磨这笔钱的用场，然后……宁长没有然后，然而也没有上交领导，只和王祥串连一下，便将钱锁进办公桌里了，因为这笔钱没有这个用场，还有那个用场呢。
查案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案子十分紧要的一天晚上，向平的老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到宁长的家里。老太太双腿颤抖，老眼昏花，一脸愁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个儿子不孝心，你们也许不知道，可他要进去我连个不孝心的儿子也没有了……”说着满脸的皱纹哆啧啧地颤抖，忽然就吟吟地哭起来，无牙的瘪嘴显得有些难看，更叫人可怜。
宁长早听说了，向平虽然手头很富裕，花钱如水，上酒楼一伸手可以千儿八百地甩给服务小姐却很少给母亲零花钱，对老人也是冷言冷语斥斥搭搭，有时不高兴训斥母亲比训斥儿女都随便，可这年愈古稀的老母亲真是……虎毒不食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宁长平日是极不喜欢动感情的，看到这种情景就嘴唇紧紧地抿着，脸上不停地抽搐，终于掉下几颗很大的泪来。说真的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母亲，他一有空就要回家看看，或寄钱给她，对父亲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听说老爸正在城里做工，有时也想过去看看，一想起爸爸当时的样子，就有些泄气，当然爸爸要是有事找他，或有一天有了难处，他还是要管的。宁长在大娘大娘的叫了半个小时之后，茶水、瓜果地请过让过之后，现打电话把王祥叫来，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向平那天晚上塞给他的那包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老太太，并说这是向平送钱之后他就想好的主意，按理这钱是应上缴公家的，可他知道老人家太可怜了，错也可他一个人错吧。还一再申明：事件真相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你可能暂时失去一个不孝的儿子，可经过政府的改造教育，你可能再得到一个孝顺儿子，从长远看，对向平本人或老太太都是件好事。而这段时间，他甘愿代替向平做老太太的儿子，吃穿用他都将竭尽全力，生活将不会低于过去的水平。最后这一老一少，还有一直守候在一边的王祥和媳妇小红眼里都江满了泪水。
向平最终因受贿贪污罪给判处了五年徒刑。
这五年宁长果然言而有信，从未间断对老太太的关照和看望。连向平出狱后都说：“匡书记我服了，起码教会我怎样孝敬老人了。”
第十二章 “庙小”神通大一连环案a
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进行“指导”和“建议”，玉香的木匠丈夫背着家什回来了，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斧头来棒子往，锤子飞木板挡，最后都精疲力竭，玉香还给“兔子”和“王八”各倒一杯茶水，木匠将水杯打飞，临走时说：“姓孙的，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脑袋！”
县纪检委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乡下。
红柳乡的民政助理老王，在乡民政助理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经他的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出生的孩子有的都当上了乡党委书记，老王还是个民政助理。有人就戏称他是铁助理，椅子下边生根了。人们对他都很尊重，对他办理的事情深信不疑，老王也很看重这种信誉，大事小事谨小慎微，既热情宽厚，又一丝不苟。如办理一桩结婚登记手续，男女双方总要递过一支握手牌香烟，或捧过一把带喜字的硬糖。老王盈着笑的脸上就要皱出垄沟来，“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够年龄，手续全，双方又都愿意，扯这个干啥！留下钱还能买两盒火柴，都是拿身子当地种的勾当，手续不全给座金山也不敢办呢。”最后只将硬糖含上一块，权作对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后来青年人办理登记手续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烟，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惊心跳：“这是咋了，你家里开银行了还是开金矿了，咋这样破费？”青年人却不屑一顾：“一点小小的意思，结婚时还要请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可青年人将烟、糖往他抽屉里一塞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跳上半天。日子久了，每对青年都是这样，像每天早上必须洗脸吃饭一样地习惯、自然。渐渐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乱了，偶而有空着手来办手续的，老王还会感到吃惊：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绝不让人犯难：只要手续齐全，年龄够格，给不给烟只是一点情感问题。
渐渐地有的小青年对当今的法定婚龄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岁——还得各是周岁方可登记结婚，这让他们感到时间过于缓慢，日于过于久远，一狠心就来个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或奏已先斩。而计划生育对其关卡把守得又十分严格，什么结婚证，准生证，户日本。要证证俱全并严丝合缝方可怀孕生育，否则将视为非婚生育并罚得一败涂地。于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着脸皮让老王高抬贵手，他们好开闸放水！老王别看一包香烟，一包喜糖已司空见惯，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决不手软。就板着一张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脸说：“先把村介绍信和户口本递给我看看。”要村介绍信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盘，只要给村会计两盒好烟，供一顿好酒，别说一张介绍信，可像开p股纸似地随便撕扯。户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乡派出所里通融，那是乡村干部或门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办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异想天开么？而老王又将这道关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错，就一直金口不开。于是有人就想到了钱，三十，五十，百儿八十地变魔术似地来回倒动，起先老王坚决不允许，并认为这是赎职，是受贿，一辈子清清白白，眼看临近退休了犯点毛病不值个儿。
小青年们却前仆后继，苦战不休，有的甚至论今喻古，百般规劝。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见一些领导和别的站所凡有权柄的人都使尽浑身解数，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眼花镜乱，溜溜溜地风转，惟恐有点滴的闲置或浪费，小日子就一个个都过得有滋有味，甜甜润润。而他，作为一个老民政助理，要是不为那个空有虚名的所谓“清白”，也许早干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如今人们为捞钱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父子爷们儿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让，朋友哥们儿更是反目相仇，誓不两立，多少领导干部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夺，寸利必争，他还“死看死守”地为哪般呢？于是就胆胆怯怯地收一点儿，但心很怯，手很软，如人家给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还要紧鼻子紧眼地说啥：“权当我买包烟抽了，只你这一件，只你、我两个人知道，对外跟你老太爷也不能说，要么丢死人——你我都完了。”
渐渐地觉得也不算啥事，别人都这样干，我老王咋了？脑袋上长包了还是让大头鞋端了？为稳妥起见，有一次还到邻乡管民政的同行那里观摩观摩，探讨探讨，见也都大同小异，表面上都说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摆设就一目了然了，没外块哪来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档家具？就你能干，别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觉，蹲在门口喝西北风？于是就胆子壮起来。你给，我就推推让让地收下来，不给我也不强求索要。后来连推让也不推让，你给，我就一声不响地揣进兜里。再后来，凡不到法定登记年龄的来求情登记结婚的，低于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给办了。况且现在不到法定年龄非法结婚的民政部门又有明文规定，罚款两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将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收费底线，由过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则是没人冒这个风险的。渐渐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凑足五百元的好处费也不来找老王办手续了，来办手续（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连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渐渐的老王已不满足于仅仅就非法结婚方面的服务了，就是够法定结婚年龄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轻易不给办理登记手续了。如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够吻合（一些农民常常将出生日期的公历和农历相互混肴颠倒），或村里戳子盖得不够清晰，这些都是不能办理登记手续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说要马上下村处理早婚罚款，今天没时间，改日再来吧。有明白的就拿个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码图个顺当吉利。老王才滞滞扭扭地给你办理登记手续，还说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给五百元也不好使呢。这样一来，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结婚日子的往往就错过了登记时间，有的甚至认为反正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一你不愿给办，我还不办了呢！这就出现了够法定结婚年龄又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这种生育视为计划外生育，非要罚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状，最后就牵扯到了老王。这就是宁长受理的另一件索贿案件。
当宁长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红柳乡民政助理办公室的沙发上时，老王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也一动没动。他不像杨晓宇那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熊样子，他像傻子似地闷不作声，间或用一根细细的竹签一下下地抠着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像电影里不断变换的镜头。
当王祥又按部就班地问着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时，他竟像一个刚会发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着。给人的感觉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憋出来的或肚子里闪出来的。当宁长问他是否有索贿行为时，他苦着脸，一声不吭，又一下下地抠着指甲，有几处已冒出了血丝，仍在专心抠挖，好像那并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爱的饰物，脸上就像给闪光灯晃过的一样，不时地变换着青、红、白、紫等各种颜色。
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腿和手都爽爽地抖着。然后拿手去身上摸索了三次，才从衣兜里摸索出一张两元钱的票子。他用力地拍了两下脑袋，就重新回到办公桌前翻找，到底找出一盒红塔山香烟。再蹒跚地走到宁长他们跟前，哆嗦着一人递给一支。当他们都说不吸时，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点上一支，慢慢地吸起来，他以前是从不吸烟的。有人从此得出结论：抽烟一半是闷着学会的，一半是闲着学会的，还有的一半（不知这一半应该加到前边的哪个一半才合适些）是着急上火学会的，老王的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学会的。
等人家再追问他索贿行为，他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直到宁长他们终止对老王的第一次谈话，他仍是一声接一声地喘着粗气，好像这是一种特长或爱好，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谈话一开始，宁长发现老王的嘴唇三角区鼓起一个红疙瘩。当他挠过两次之后，脸色就发白发灰，身上冷得直打哆嗦。宁长赶紧叫乡里派人送老王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传出老王生疔，发高烧的消息，又传他可能是血y感染，也许是败血病云云。
半个月后，宁长他们第二次来到红柳乡调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贿案时，听说他已出院，正在家里休息。宁长他们不好马上就去，两个人便在乡道上慢慢地溜达，思考着该案的进展和应对办法。突然迎面走过来老少五口人，为首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走到宁长跟前扑通一声将双腿跪下来，另两名年轻女子和两个孩子也齐刷刷跪在路旁。两个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妇女就一边流泪一边说道：“老王罪该万死，念他为党工作多年，一时糊涂，放他一马。我们这一家老小还靠他支撑门面，抬抬手吧……”说着递过一包钱和几页写满字的稿纸，“这里有老王的检讨，有他受人好处的钱财。这两个一个是我的姑娘，一个是我的儿媳，那两个是我孙子和外孙子。他一出事，我们全家都跟着抬不起头，没脸见人，看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着就痛哭不止，年轻女人及两个孩子也跟着低低地啜泣，一时间大路上悲声一片，场景十分凄凉。宁长也心里酸酸的，他最后说：“你们要好好劝劝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认清自己问题的性质，积极和我们配合，我们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老王的表现，适当处理的。”老妇人就带着一家三代五口人再三磕头致谢，才缓缓离去。
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对老王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一级，调离民政助理岗位。
此后老王见人就说，共产党的天下，挣钱要凭力气和本事，脏事不能做，赃钱不能花，花赃钱睡凉炕，早晚是病。两年后乡党委又安排老王做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坏不说，光锦旗就收了十几面，表扬信贴了一墙，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这些锦旗，退休后做衣服都不用买布了。
农村的“花花”案子多，孙村长就比较典型。
孙村长叫孙闯，原本也是个好人家的子弟。从小念书曾是五好学生，班级学习委员，老师曾视其为学校的骄傲，村子里的希望。十八岁那年穿军装当上了人民解放军，复员后在村里当民兵连长，各项工作都处处跑在头里，老百姓也都喜欢他，大事小事都愿找孙闯商量商量，让孙闯给拿拿主意。偶然一次和邻村青年的殴斗使他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