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现场会准时召开，皆大欢喜。都说杏树乡的做法好，全民动员，积肥还田，造福后代，永续发展。会议结束时，一位抓了三十多年农业生产的老县长拉住姚乡长的手久久不放，连续说了四五个“好好好”才依依惜别。半个月后姚乡长就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变成了乡党委书记。大个子也由学校调到乡党办做了宣传干事，转过年就成了党委宣传委员。
大个干瞪着喝红的眼睛长长地舒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什么，就掀起瘦小的p股附着徐胖子的耳朵说：“拆墙和拉粮做农家肥事是我跟你闹着玩瞎说的，可别当真。听说有人还反映到上边去了，都是瞎扯，传出去我就废了！”徐胖子就显出醉熏熏的样子：“扯蛋，都是瞎扯蛋，酒后哪有真话。”大个子就搂住徐胖子的粗腰拥了拥：“老弟真是讲究！”
往往有这样的规律，喝酒越喝越兴奋的人，往往也是越容易失控的人，大个子一喝酒当属此类人物。当他和徐胖子一人又吃了半只猪耳朵，一人又喝了二两“红高粱”时，一说话就嘻嘻笑起来，叫人看着就有些发毛。忽然就站起来，手朝窗外一指：看见门口那块“乡镇企业亿元乡”的牌子吧？就我们这穷乡，乡办企业别说亿元，累折腰筋能达到五十万是一大关了。前年姚书记见全县有五个乡报了亿元乡，心里就怪痒痒的，连着开了两次几乎通宵的党委会，说杏树乡不拿下亿元乡的牌子他晚上睡不着觉，委员们都不作声，觉得姚书记是在说梦话。他就开了个党委扩大会议，我们是小乡，一共才六个村，就把六个村书记都扩大进来了。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六个村书记六个干儿子每人报了五十万元的产值。姚书记嫌少，给每人又加了五十万，再抽干骨髓也挤不出来了。姚书记就生气了，“摊派，每个村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三十万，乡企办再承担二百万（其中酒厂承担一百万），剩下的二十万我自己想办法！”弄得六个村书记都耷拉着脑袋回去想产值，各村想来想去把小j、小鸭，刚挖好的鱼塘都打进了产值，有个村书记一时糊涂，把儿媳刚生的孩子也打成二千元的产值记在账上。一时间村里就流传出“猫产值”、“狗产值”、“小孩产值”的笑话。更多的是望风捕影往上凑，因为姚书记有话，你怎么凑我不管，凑不够数我不答应。姚书记这二十万只好在乡大院里打主意，每个乡干部摊派二千元，办法自己想；二号车拉脚要挣十万（拉他都拉不过来）；最后把来乡招待所投宿的汽车也打进了产值，最终凑够了二十万元的产值。听说秋后税务部门要根据上报的产值来收税，到时候该有戏唱了。
徐胖子看看桌上的酒已经罂尽，就撅p股去床底又摸出两瓶“红高粱”。除给大个子和自己斟满两个二两半的杯子，对嘴把剩下的半瓶吹下去。大个子用发直的眼睛望着徐胖子，连连叫好：“海量，真是海量！我讲到哪了？”
“说了半天，报道的‘新’还没讲完，还有‘高度’和‘深度’呢？”徐胖子一提头，大个子又来了精神：“对对，还有高度和深度，其实也都是吹，像我们这山区，养牛的确是长项，可做梦也达不到人均二十头啊。为了凑这个数，让县里在这开现场会露露脸，把各村的牛都赶到一个村，老百姓不干，就下死命令：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要把它看成是‘爱我河山’的具体表现，并许愿每牵一头牛可顶一个义务工，再不够数就去外乡租牛，租一头牛半天十元钱，怕记混了对不上号就在牛角根上用油笔小心地写上户主名字，现场会一散就去找牛角根念名，户主听到名字就去牵牛，没牵到牛的就等着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大个子说一说变成了车咕噜话，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可还是说得饶有兴致：“高度，深度……纯粹是吹牛x，为了上报办夜校的镜头，人员不够，把聋哑人，傻子都混在里边充数，摄像机刚端起来，有个傻子突然站起来往外跑，旁边看着的人就说他积极性太高了要发言，马上又给按坐……”他实在说不清了，就勉强抬一抬眼皮，脑袋一耷拉就趴在桌子上了。
宁长推门进来，示意他把大个子放在床上休息，满意地拍了拍了胖子的p股，同时批评他喝酒太多，见他还想把剩下的半瓶也收拾掉，就夺过瓶子塞上盖子，塞进床底下。
第二天早上，姚书记和往常一样，照样过来看看他们，寒暄一阵。宁长就半真半假地表示对联络员不太满意，不是不配合工作就是靠不住时间，像文教助理小王，来不到半天面都见不着了，就显出一脸的不屑。姚书记歪一歪头，满口答应：“明天尽快让小王过来。”
第二天小王还是没有来，派来一位姓马的组织委员。几天后又相继派出两个联络员，其中还有前边提到的副书记老米，都在跟宁长他们兜圈子。他就觉得再通过联络员来帮助查案已无实际意义，就想起了一直没露面的马乡长。问了几个人都说病了，具体情况不详。通过高禹知道文教助理小王已被派到村里修整公路，和他们见面很难，硬见面效果也不会很好。但小王给高禹捎话说，应尽快找到马乡长，他知道很多事，也肯说。又告诉马乡长可能在哪，可能不在哪，一定能在哪等等。
第二十二章 评话杏树乡补遗
“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
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
齐永田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
宁长他们从乡政府出来，对外公开说是回城里休息几天，实际他们找马乡长去了。
在一个晴朗的初秋的上午，他们按照乡文教助理小王指定的具体方位，在外乡的一个叫土崖子村里找到了马乡长。马乡长看上去确实有病，脸色也不好看，但一提起姚书记，就很激动，直言不讳。他说他有意躲出来，就看他们找不找他。他说头几次调查组每回来都说要找他好好谈谈，最终都没找他，就以为宁长和他们也不会有啥两样，干脆借病躲出来，免得一些事还躲三躲四地背着他。他说姚书记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的书记，除了以上反映的问题，他说姚书记在用人上的违法乱纪问题尤其突出。像选乡长、副乡长自不必说，就是各科室的股长、副股长都要他亲自拍板，否则自食苦果。去年秋天他外出一个月还未回来，有一个股的副股长突然撒手西归，又值该股业务旺季，股长多次找在家主持工作的马乡长，希望尽快选派一名副股长协助他工作，否则将影响全乡的整体工作。马乡长经认真考虑，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一致通过该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补任为该股的副股长，工作起来确实胜任，全股上下得心应手。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j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x，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j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j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c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j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n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
“xx股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明天顶个p用，你也别拖了，他也不嫌寒掺了，当个股长助理还不行么？”
“废话，咱们要干就是一把的，什么助里（理）助外的！”
“那董股长往哪搁？”
“下去，愿干啥干啥，党委书记要这点权威都没有还干啥劲！”
孙文修这个1。5o米的中专毕业生，竟“咯”一声跪在地上双泪长流，拽都拽不起来。听说他上任后干得还真不错，其中有两项突击性工作在省里还拿了第一名呢。于是有人就说，前门上来的不一定都是英才，后门上来的也不一定都是蠢才，关键在机遇、本事和事业心上。
齐永田就不行，他属于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又不想走正道那种人。他也知道自己一拍脑袋穷得p股直冒灰，干活又舍不得出气力的角色，就劝老婆没事常去姚书记家转转，干点零活啥的。结果那几天于晓梅真没在家，她也真去了。可不到半小时就让姚书记给轰出来了，且在机关会上讲道：“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个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大个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报道，寄到省报还给刊发了，姚书记也为此风光了好一阵子。齐永田并不这么看，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咬咬牙趁侄女婿外出不在家，央侄女到乡卫生院去护理一下姚书记（姚因打麻将时间过长住进了乡卫生院；于晓梅与胡魁外出没在家）。侄女从小失去双亲，是老齐一手拉扯大的，对老齐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这件事却很不情愿。情急下老齐像孙文修及一些膝盖骨质松软的男人一样，竟也“咚”地给侄女跪了下去，难得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侄女在流了比叔叔更多的眼泪之后，毅然去了卫生院。结果姚书记出院第二天，齐永田就当上了x股第一副股长。
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d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r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r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s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全乡也许是全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