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兴六年已经即将走到了末尾。
虽然说斐潜和曹操依旧在对峙，但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其实都将目标转向了旧有的那些势力。
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有时候斐潜会在想，为什么三国在后世会是一个持久吸引了许多人的时间段，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里面的人物，或许是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故事, 但是更多的，依旧是在这一段混乱之中碰撞出来的那些人性的光华。
不仅仅是有光明的，也有黑暗的。
有卑劣的出卖，也有璀璨的忠义。
每个人，从皇帝到士族，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在这样的混乱碰撞之中, 迷茫，寻找，挣扎。皇帝不知道大汉怎么了，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百姓最能体会到了其中的惨痛和苦楚，但是说不出来。
乱世的挣扎，才是三国。
将一个硕大的大汉王朝摔碎了给人看
零散，破碎，不成型。
每一片都是大汉，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汉。
有人想要重新建一個，有人想要将其补完整。
而现在，曹操朝着荆棘迈开了腿，举起了刀。
但是有人认为曹操这样做没意思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觉得社会的变革, 时代的变迁,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和旧的时代的碰撞, 文化的演变, 能让他们多吃一碗粉么？就像是颍川传来了变化和消息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 只是在研究着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龙寺里面占据一席之地，亦或是新来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装真漂亮，身材真窈窕，若是能那啥，便是那啥啥
大汉之风，又是有些变得轻些了
堂内，坐着的都是大儒。
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学者。
除了庞统荀攸等大员之外，还有郑玄，司马徽，黄承彦，庞山民，令狐邵，崔林，谯并，董永，张裔，王冲等等
这些人当中, 有一部分的人比较有名,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区域内有些名头, 但是不管怎样，今日坐在堂内，都代表了一个相同的身份，就是三色旗帜之下的带盐人。
大汉需要带盐人。
若是大学者不做声，难不成天天去听小学徒咋呼么？更何况小学徒也未必能发声。
这就是斐潜应对之法。
嗯，其中的一环。
在青龙寺当下，有了越来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斐潜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学者都召集起来，相互通个气，以免在某些环节的时候出现误伤，亦或是不小心导致了整体思想上的偏差，至少不能被颍川的风给吹歪了。
这个气，就是风气。
大汉风气。
有时候这个话题会显得比较空泛。
可对于当下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话题刚好。
因为斐潜就是要让这些人在青龙寺里面去带领，去转变。或许就像是曹操一样，去面对荆棘，去举刀砍伐。又比如管宁的薄葬理论。这个切入点其实很好，但是当下撬动的也仅仅是其中一点，而斐潜需要带动整个的面。
当斐潜说大汉风气的时候，众人就相互看了看，或是沉思，或是振奋。
因为，文人其实比较喜欢风气这个词的，有时候动不动感慨，亦或是指点江山的时候，就喜欢用上这个词语。
斐潜所言，自然也不是随口乱说。在整个大汉，从西汉到东汉期间，风气确实略有变化。有时候说风气此词太空，但是又是大汉上上下下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和群体意志的外在表现，也是大汉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现之一。
汉初，偏急，偏轻，锐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斐潜缓缓的说道，时有杨子云有曰，当取重去轻，取四重，去四轻，以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为佳。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故以轻求重，乃汉初之风，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yín 。子亦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也，其意乃相合也。
斐潜说到了杨子云，川蜀几名学子的腰杆明显挺直了一些，神采也略有飞扬状。毕竟这个曾经的川中翘楚，也算是给川蜀好好的涨了一波脸。
在两汉的时代风云变化之中，从汉初最开始的轻狂到了后期求其稳重，这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前秦太短，而汉代算是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自然更有些别样的意味。
郑玄点了点头说道：汉初多狂放急切，君臣无礼而立，以至有饮酒争功，妄呼以醉者，更有甚者当庭拔剑恐吓击柱之辈，皆因无礼而起，狷狂太盛之故。
斐潜微微点头。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期，都会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