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先叫来了管档桉的老从事，将情报的备档，然后才拿着情报急急往尚书台而去。当然，备档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份情报要给老从事抄撰一遍，而是将这情报的一些基础信息，比如从什么地方来的，经手人是谁等等记录一下而已，至于情报的主体内容是什么，一般情况下是不记录的，而是要等到情报过时了之后才登记其中的内容。
因为阚泽现在还是挂靠在尚书台之下，所以他先找到了荀攸。
荀攸这段时间也非常的忙，虽然说尚书台内的吏员也是最多的，但是尚书台内的事情也同样是最多的，这还是在斐潜给与了各地区比较高的自治的权限的情况下，都有这么多的事件行文需要处理。毕竟当下还是大汉，中央集权的程度还不是很高。
若像是后世封建王朝那么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上大事小事都要上报请示，中央朝廷每天要处理的事项就可想而知了。而在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下，皇帝一个人绝对无法批阅那么多的奏折，也就自然催生出内阁这个机构，进而有了执政大臣。
好的执政大臣，确实能减轻皇帝的负担，但是不好的执政大臣么……
任何政策其实都像是宝剑，两面开刃，若一不小心见血了，能全数都怪到剑的身上么？
荀攸看了阚泽带来的情报，微微叹了口气，然后对着阚泽说了一声稍驻，便是加快了自己批阅处理行文的速度，然后赶在下一批的行文送来之前，起身跟阚泽一同前往骠骑府节堂。
在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时候官吏干活都是凭良心的。
这不仅仅是在中央朝堂，在地方上也同样如此。
因为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指标。
即便是如今斐潜提出了官吏的绩效考核的构思，但是如何落到实处，以及怎样才能明确的引导地方官吏走向，以及更为基层的行为守则并且让每个官吏都去遵守，荀攸做不到，斐潜也做不到，甚至到了千年之后，也依旧很难做到。
荀攸和阚泽到了节堂的时候，节堂之内，不仅是斐潜在，斐蓁也在。
有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还有同样的话，叫做富人的孩子早管钱，官宦的孩子早当官。
斐蓁见荀攸和阚泽来了，便是下意识的站起身，先向荀攸和阚泽行礼，然后就退往内堂。
荀攸和阚泽还了半礼，便是在斐潜的示意之下，坐了下来。
斐潜看了看荀攸和阚泽，便是问道：『可有何事？』
当然，斐潜问的是一句废话，要是没事，荀攸和阚泽也不会一同前来，但斐潜还是要说这么一句，就像是大多数的时候说的场面话。
荀攸对着阚泽点了点头。
阚泽从怀里掏出了情报，递送到了斐潜的桌桉之前，『此乃有闻司西域处发来见闻录……』
斐潜沉默了一下，目光停留在那封情报上面，动作略有一些迟疑，但是也很快的拿了起来，看了一遍，然后轻轻的放了下来。『此事，二位可有何见？』
荀攸微微侧头，示意阚泽先说。
这倒不是荀攸推脱，而是这个事情是阚泽发现并且上报的，自然就是需要阚泽先说一说。
『启禀主公，这西域之中，吏治已败，法不遵循，律不责守，虽说暂未民乱，不过怨藏于下，观之如平，稍有搅动，便是愤涌而出也！』阚泽倒也不含湖，侃侃而言，『此事不可不察，当问西域主事！当择能吏而改之！西域都护，亦为汉土，当行汉律，宜用陇右之法，行于西域之中！』
阚泽所言，直指要害。
他认为西域的官吏考核制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以至于官吏之间贪腐成风，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关系到了日常的行政效率，更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西域的民心向背，对大汉未来西域的发展来说，也到了必须要进行治理的时候。
荀攸在一旁接口道，『韩非子有云，「明主治吏不治民。」西域吏乱，其主有责。』
荀攸的话同样也很直接，不仅是指出了吕布的问题，而且也表示了这是斐潜的问题，毕竟斐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吕布的『其主』。
直言好听么？直言大多数都不好听的，但不管是荀攸还是阚泽，都清楚他们直接这么说，斐潜不会因臣子直言而生气，所以他们才敢直说。
斐潜捏着胡须，有些苦笑。
他知道西域会出问题，但是他也没想到会这么早就出问题。吕奉先，难道我送给你的左传，你都没有看么？再怎么也要看个开头罢？要知道左传开头就是『郑伯克段』啊！
『昔日李文优仍在之时，以西凉旧法定西域之律……』斐潜叹了一口气，缓缓的说道，『西域之道，乃文优之遗愿……』
李儒当年作为大汉朝廷实际事务的掌权者，也是有设想过要怎样架设出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政治制度，吏员法规，西域就是在李儒无法在大汉境内施行他的想法之后，到了西域之中，结合了斐潜给与的新思路重新规划出来的新的尝试。
在李儒的观念之中，也是西域律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用胡人，不管是胡人雇佣军团也好，还是西域地方邦国委任也罢，对于胡人的态度，远远比大汉中原要宽泛得很多。这是西凉生活带给李儒的影响，也是李儒给与西域的影响。
大汉早期对于胡人的排斥，以及对于居住在边境的汉人的歧视，在李儒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所以李儒在他获得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之时，就在不断的寻找其中的道路，他规劝董卓收纳胡兵，甚至是吕布，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和睦的胡汉交融的大汉王朝，甚至到了生命的晚期，也在试图在西域实现他年轻时候的理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斐潜之所以敬重李儒，并非完全是因为李儒对于斐潜有恩，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斐潜在李儒身上看到了勇于去改革，去尝试，去突破，去改变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山东士族身上很少，也或许就是这种精神，使得李儒和山东士族那种陈腐守旧格格不入。
时代会变化，大汉需要创新。一个王朝要是阶级严密封锁，上下不能流通，那么也就意味着走到了末路。
『吏治之事，乃国之重。』斐潜微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上古舜典就有三载考绩之语，三考而后，黜陟幽明，庶绩咸熙。故西域之乱法，乃吏治之所故，当行吏治考核。以听之六计，审之八法。』
斐潜所言的『六计』，是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六个方面，而『八法』，则是对行政机构部门的考核，主要考察各部门间隶属关系是否清晰、是否严守部门职责范围、部门间的联络沟通是否遵守相关规定、部门常规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各部门是否按章办事等等……
这『六计』和『八法』并非是斐潜之所创，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据说是周王所创，当然，这个周王所创和大多数的周王所创一样，可能略有出入，但是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
甚至在秦国，还专门颁布了像是员工手册，公务猿守则之类的官吏行为规范，称之为《为吏之道》。其中规定，吏有『五善』，即『中信敬上、精廉母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敬多让』，若是『五者毕至，必有大赏』；也有『五失』，即『夸以迣、贵以大、擅裚割、上弗智害、贱士而贵货贝』。
同时还苦口婆心的一再对吏员进行强调，『戒之戒之，材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赏』！当看到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让斐潜感觉甚至是华夏当时领跑了整个世界！
在那么早的年代，华夏就已经有了对于吏治的思考，甚至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规定，制定出了相关的律法，只不过……
『西域弊之，自当治之……』斐潜肯定的说道，『不过，二位，大汉之初，有藩之乱，今有西域，亦有乱生。这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治病所不能，亦当为良医，可终究不如未有形而除之是也。善战者，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西域之属，便是战场，若以二位为将，又是何以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