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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够了,阮大可用胳膊肘碰碰李雪庸:“伙计,咱俩去看看沈秋草?这几天她心里不大痛快呀。”想了想,又下决心似的说:“干脆,趁机把咱仨人儿这团乱麻给抖清算了。”李雪庸一听,满脸的疑虑:“这么直通通的,能行?”阮大可并不掩饰对老友的嘲笑:“怎么,怕了?你怕她个!那人我还不知道?心软得很吶。”李雪庸仿佛受到了鼓舞,笑着挥挥手:“走!顶多她把我轰出大门,那又如何?轰出来我下次再走进去就是了。”阮大可一拍老友的肩:“这就对了。该死该活朝上,男人嘛。”不料,李雪庸忽而又起后顾之忧:“这要动真格的了,我还真怕老蒋y魂不散,弄神弄鬼的缠磨我。”“哦?这个——”阮大可也认了真,他歪头想想后猛一击掌,“有了!教王老兄从《周易》里找句话,你把那墨饱饱地蘸,用斗大的老颜字写成条幅,挂在屋中醒目之处,料也无妨。”李雪庸对此闻所未闻,不禁问道:“真还有此一说?”阮大可一副包医百病的架势:“放心,挂了那东西,百无禁忌!”又说:“我先给你从《本草纲目》里抄一味雄黄来贴在门上,暂时抵挡一阵。王老兄嘛,如今疏懒得很,记性又坏,不妨教他慢慢找。”
李雪庸渐觉意兴阑珊。他发现,先前的谈笑风生像只气球,一不小心扎破了,就成了一堆干瘪的皮囊,在那里令人沮丧地瑟缩着。于是,便无可无不可地说:“雄黄……也好。”
一时间,两人心中都有些黯然。
或许是关于沈秋草的话题并不轻松;此后的沈秋草成为两人之间的“楚河汉界”几乎已成定局——放达是另外一回事,友情也无法消解一切。或许是提起王天佑触动了某种情怀;王老兄虽未真的疯癫,眼见得也是日薄西山,加之三人自此你东我西,离多聚少,不能不更添一份风流云散的郁闷。又或许是因为别的,比如,近来常在他们心中萦绕的那份怅惘——从今往后的小城,极有可能无良医可求,无良卜可问,也无风姿摇曳的旧体诗与率性的大字可供清赏;而有的是谋人钱财的庸医,巧舌如簧的巫汉,莫小白那长短不齐的诗虽也可读,但因全无古意,不能细嚼,至于写大字的,小城有是有,就拿镇文化馆那位獐头鼠目的副馆长而言,近些年闭门谢客,偷偷苦学李雪庸的枯笔,意欲继承“李记”大字衣钵,但他那纸片挂出来谁敢看?
这些个,或许也还不是令人黯然神伤的真正理由。那么,又或许是小城日渐不堪的纷纭世象?谁说得清呢。不想了,不想了,且走着瞧。
李雪庸蹬起那辆用来接送老爹打牌的“专车”——脚踏式小三轮儿,带着阮大可离了云峰山,朝小城悠悠驶去。小城已迫近黄昏。眼前的情境散淡而虚空。沉默中,两人看了又看,妄图去寻蒋家青砖大院的高门楼及那只仪态威严的石鹫,但努力了半天终是徒劳,连个影儿也没见到。烟霭里,到处是市声,听上去依旧喧嚣。忽地又有一种粗野的歌调破空而来,仿佛为油腻的市声做着某种诠释;那该是傻哥吧。而应和这一切的是渐次亮起的昏黄的路灯,只是样子懒洋洋的,像小城渴睡的眼。
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初稿于河北固安大龙堂寓所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稿于河北固安津狮花园
壮岁歌吟自小诗[代后记]
雅 鲁
若论起来,这本书也该算是穷则思变的产物。
二○○三年春夏之际,日日想着“非典”疫情,比较多的关心着国事民生,自己的事倒淡漠了。躲在河北小城固安的寓所里,每日听罢疫情播报,百无聊赖之际,便读杜甫,做些似是而非的旧体诗,很是郁闷。后来,各地情形不断地好起来;再后来,疫情终于解除了。为此,还有诗纪念。诗前有序:“春,京津穗晋冀内蒙等地逢疫,曰萨斯,国人甚恐。此百年不遇之灾,天乎?人乎?又,余客中避疫,新制薄荷饮,以茶、白糖、薄荷糖三物调和而成,饮之,齿颐间若有清风。另,新尝苤蓝丝,以苤蓝为细丝,调以盐醋,入口爽脆有声,真佐酒物也。”诗曰:
运至凶年逢大疫,闲愁暗上老头皮。
疏狂每有惊人句,散淡常无更短髭。
自制清心薄荷饮,新尝佐酒苤蓝丝。
穷通已付糊涂案,了断须烧一片龟。
——《 固安行状之四 》
于是,自己的事情又凸显出来。还是想那个老问题:该做点什么吧?教书是早就决计不干了,先前在京城的两所中学里是教过的,感觉是,给富裕地区的子弟做教师,多半都是在做着保姆兼保安的事,教学本身的研究无心顾及,若说有,也是略胜于无。有一阵子,幻想开个书屋,清净,闲散。又一想,那份冷寂,怕也耐不住;更何况收益还在不可知之数。体力劳动者也当不得,自小到大,终是四体不勤,如今早过了不惑之年,忽而要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去做事,先就觉得可笑。将种种不愿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排除之后,忽而发现,眼前几乎已没有自己可做的事了。不做事是绝对不行的;于社会,于家庭,于自身,都无法交代。是有一首歌叫作《从头再来》的;但是,不惑之年已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这么迁延着,秋,不知不觉的又来了。
心事觉来频对镜,分明昨夜上眉头。
连宵雨霁红花老,九月风吹绿树秋。
扼腕只缘增马齿,听鸿不必更高楼。
霜天雁送寒声远,半作闲愁半作幽。
——《再忆二○○一年秋闲居海淀辛庄》
想想,看看,忽而又想到了文学。就是文学吧。文学这行当,终比官场、商海和一些靠天吃饭的活计来得安稳些,也轻省些,且还可担着风雅的虚名。早几年,心里是存个文学梦的,也总想圆一圆它。近年却不大想了。圆了又怎样,不圆又怎样,还不是那两个永恒的字——活着?我之所以做出写小说的决定,究其因由,也大半是源于这两个字(有时想想这两个字,心中竟有些隐痛)。又迁延至二○○四年三月初,终于,在家人的期待及作家出版社玉太先生的关注下,几经权衡,才决计动手做小说。
顺理成章的,就想起二○○○年蛰居北京西北郊温泉辛庄时所做的小说《碎影》来。然而,那部十几万字的小说是幼稚的,甚至不足为凭。只好借它散碎的影子,实则近于另起炉灶。构思阶段煞费几番周折。因为不肯教未来的文字速朽,更不甘随人之后,而才气又是有限的那么多,所以,人物,情节,语言,节奏,雅与俗之间分寸的斟酌,等等,都是教人苦恼的事。当然,这些难关后来都一一走过去了。真正地动手写起来倒没有怎样的艰难,有些地方一路写来,感觉上还小有破竹之势——这也是聊以自许之处吧。历经半年多,书写出来,心中的一点隐痛也消散了。通则不痛,中医说得真好。
总的说,这部小说算是个难产儿,又是头胎,历经挣扎,终究生下来了。她是美是丑,是智是愚,都由不得作者评说了。说实话,我自视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此番便是抱着迎受冷落的心情将她送来人世的。我想,她也不大怕冷清,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她有一个不怕冷清的父亲。忽然想起二○○四年春节期间,一个懂些命理的老先生看过我的八字,说,你这命里犯“孤辰”,注定的要孤独些。我不算个天命论者,不大信这个,可孤独倒是实实在在的常伴随着我。唉,孤独就孤独,一个人走路好了,这样走起路来心无旁骛,或许能走得稳些。
也想对文学说点什么。说什么好呢?名家大师们的皇皇高论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丝微弱的声音实在无补于文学。再说,这是一个“俗文化”辉煌的时代,这时代的文学已无多少c守可言,“良为娼”是许多文人赖以躲避道德谴责的托辞。沉静也许是抗拒浮躁与喧嚣的良方,对我而言。不然,想说的话就说一句古语吧,叫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记得是孔老夫子说的。圣人是在告诫我们,写文章须有文采,他吓唬我们说,如果你没有文采,文章就不能流传久远。想想确有道理。文学的书自己一向读的不多,偏爱的就更有限,唐诗中老杜的沉郁顿挫,宋明清小品的空灵,《水浒》的鲜活,《三国》的宏阔,再下来就是鲁迅先生的冷峻了……国外则是海明威的精炼,川端康成的清雅,日本画家东山魁夷那样淡淡的散文短章也喜欢。偏爱的缘故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那别致的文采。于是总提醒自己,下笔为文切勿仓促潦草,必三思而后行。在此,愿以那句先贤古训与同道共勉之。
还是二○○三年夏,因一个故人的介绍,一度想去黑龙江的兴凯湖某校任教,名义上是为生计,私心里更是为着那湖光山色,老蟹肥鱼;纯然是不求上进的心态。当时曾写过两首七律,调子半是昂扬半是低沉,总之是写那时或者说近些年漂泊京冀两地的复杂心境,姑且抄在这里作为结尾吧,或许能补充一点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
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