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惟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襁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zg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c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做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儿，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惟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惟一的安慰，惟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s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麦金利：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被无政府主义分子莱佐尔戈斯兹刺死。——译者，s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像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褊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像，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做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像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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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一章（2）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像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p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p——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p。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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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1）
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找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s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迈——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迈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小脏犹太”海迈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也许海迈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之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猜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兰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彭斯先生现在已当了大约三十年的人事部经理，显然正在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
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结束前，克兰西先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就职以前，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期，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账户上付钱给我。总之，是要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来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他还提议，过上一阵子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到任。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它被裹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行。
几个月以后，我坐在“落日处”，像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意儿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就不雇瘸子；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是以一种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整个体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性，卑鄙下流，腐败到了极点，也烦琐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体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头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美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按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部美国生活——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一只蔫j巴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j巴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意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莱丝佳出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水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硬挺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进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感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乱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部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n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的人员是满的；海迈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子一样，来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美元至七十五美元，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退出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y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出，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子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绝妙方法，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个办公室。幸好有个可靠的考麦克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一般的眼力。还有我身后的那些大本子，里面有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这些大本子很像一种警察局档案，画满了红色的墨迹，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失职。从证明材料来判断，我的处境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窃、诈骗、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关。“当心——某某人是癫痫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纳摩罗待过——要不就在新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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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2）
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杰克·鲁滨逊（1919—1972）：美国黑人棒球运动员。——译者那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