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它的目的在于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当然没有忽略羞耻心在较晚时期还有各种其他作用。妇女似乎对文明史上的各种发现和发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然而有一种技巧即编织，则可能是她们所发明的。
倘若如此，我们则有兴趣猜测一下这种成就的无意识动机。
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长出ym以掩盖生殖器，这似乎已为妇女
1参见《论自恋》（1914c）第二节。——英译注。
发明编织技巧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模式。虽然大自然的这一步骤在人体身上表现为使毛发长进皮肤并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它却被妇女保持了下来，体现为使各条线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认为这个观点不过是一种古怪的想法而加以拒绝，同时断定我关于女性缺少yj的现象对女性气质结构的影响是一种成见的话，我当然是毫无办法的。
对于妇女选择对象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常常是由各种社会条件造成的，当然具体情况很难辨认。但是，只要这种选择能够自由进行的话，它就往往是女孩在自恋情境中所希望成为的那种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作出的。如果女孩继续存在于对父亲的依恋中即俄底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遵循的就是类似于父亲的模式。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视态度时，这种选择便可能保证婚姻的幸福。
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也往往无助于解决由上述矛盾心理所产生的冲突。随着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而来的就是对母亲的敌视。这种敌视保留了下来并蔓延到了新的对象身上。
妇女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在妇女生活的后半生中，就自然可能充满着与丈夫的斗争，如同在她较短的前半生中充满着对母亲的反抗一样。
这种反应一旦经历完毕，后半生的婚姻生活就可能很自然地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1。恋人们对妇女性格中的另一个变化也将毫无准备。这个变化可能是在头胎婴儿诞生后出现的。
由于妇女本人变成了母亲，她就可能恢
1这种观点在《禁忌与童贞》（1918a）一文中即已论及。——英译注。
复模仿自己母亲的自居作用，虽然她曾经反抗过这种自居作用，直到结婚时才停止反抗。
这种自居作用可以使妇女把所有能够获得的利比多都吸引到自身，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了其双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儿子或女儿的出生所抱有的不同反应，表明缺少yj的这个古老的因素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丧失力量。
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高的完善，使她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对所有人类关系的矛盾心理1。母亲很可能把她一直被迫压抑在心中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自己过去的女性男化情结中遗留下来的愿望。
甚至，如果妻子不能成功地使她的丈夫也处于她儿子的地位，成功地以母亲的身分对待她的丈夫，她的婚姻就会是不牢靠的。
我们可以把妇女模仿其母亲的自居作用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前俄底浦斯阶段，它植根于妇女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把母亲作为楷模；第二个阶段由俄底浦斯情结构成，它企图摆脱母亲并代之以父亲。
我们显然有理由认为，这两个阶段有许多内容遗留到妇女发展的以后时期，并且任何一种内容都尚未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被完全克服。
但是，富于情感的前俄底浦斯依恋则决定着妇女的未来；这一阶段为使妇女获得这样一些特点作好了准备：这些特点将使妇女在以后实现她在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履行价值无量的社会职责。由于这种自居作用，她还获得了对男人的魅力，使男人对其母亲的那种
1弗洛伊德似乎是在《群体心理学》（1921c）第六章的脚注中，首次提出这个观点的。后来在《引论》第十三讲和《文明及其缺憾》第五章中，他又重复了这个观点。上述第66页所举事例表明了可能存在的例外。——英译注。
俄底浦斯依恋在这里爆发为对她的狂热激情。不过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他本人所希求的东西！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男人之爱与女人之爱在心理学意义上是不同的。
妇女往往被认为缺少正义感，这种情况显然与妒忌在她们精神生活中的支配性相关。
因为正义的要求就是限制妒忌，并规定某种条件，只要人们遵守这个条件就能摒除妒忌。
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比男人小，她们更缺乏使自己的各种本能得到升华的能力。前种情况无疑起源于那种的确属于一切性关系特征的自私的性质。
情侣们相互得到满足，即便组成家庭，也反对被包含在更复杂的联结体中1。升华的能力则往往造成个体的最大变化。
另一方面，我必须提到一种主要得自于分析实践的印象，即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在我们来看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够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们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各种发展可能性；然而相同年龄的妇女，却常常显示出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我们对之甚感惊奇。
她的利比多已固定在最终状态，并且似乎已不可代之以其他状态了。对她来说，不存在通向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全部发展路程仿佛都已走完，并且以后不会再接受治疗影响了。的确，在这个通向女性气质的艰苦发展中，她好像已经用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病冲突，我们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
1参见《群体心理学》（1921c）第十二章（d）中关于这一观点的若干评论。——英译注。
症。
b以上便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该告诉你们的一切情况。它们当然不够完善亦不太全面，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
但是请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限于她们的气质受她们的性功能影响这一方面。这种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忽略下述事实，即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中。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有关女性气质的情况，你们就去询问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去向诗人请教，或者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首尾一致的知识吧。
第三十四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为了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性，请允许我现在跟你们谈一些这样的事情吧，它们没有多少理论意义，但是如果你们对精神分析采取友好态度的话，它们也是值得一听的。例如，我们假定你们在空闲时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找到一段关于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描写。你们翻了几页就遇到了第一段关于精神分析的议论，不久之后又看到了其他各段这类议论。
然而，该书的内容似乎并不需要它们。
你们不应当以为这是作者在运用深层心理学，以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
顺便说一下，在别的更严肃的著作中，这种尝试实际上已经做过了。不，这些谈论大都属于作者的滑稽议论，旨在炫耀他博闻广识、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是觉得他确实懂得他正在谈论的东西。
另外，你们也可能在消遣时去参加社交性集会——不一定在维也纳。人们的话题不久即转向精神分析，你们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评价，它们大都使用毫不犹豫的肯定性语调。
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评价是傲慢的，它们也常常是诽谤性的，至少它们又是在开玩笑。你们要是在这种集会上轻率地暴露了你们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那些人就会一致向你发起进攻，要求你提供资料和说明。你很快便会知道，所有这些苛刻的评价，原来都缺少任何知识的基础。
这些批评者中甚至几乎无人看过精神分析的书，即便看过，也只是停留在因接触这种新思想而产生的最初的抗拒阶段。
你们或许希望能有一本介绍精神分析的书，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你们将运用其中的论据去纠正人们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谬误，推荐它所提到的书以便使人们获得更为准确的资料。
你们甚至会根据你们的知识或经验，在这种讨论中运用该书所提出的各种事例，以改变朋友的见解。我必须劝告你们，上述事情一件都不要做，那是徒劳无益的。最好的办法是完全隐瞒你们的先进的知识。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你们就仅限于向别人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很难理解，人们很不容易对它形成某种见解；它关涉到十分严肃的事情，开几句玩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所以，为了增加社交活动的乐趣，人们最好是开一些别的玩笑吧。当然，如果有人不小心讲出他们所做的梦，你们也不要尝试给予解释；你们要克制自己，不要到处传播关于精神分析疗法的报道以赞扬这个学说。
然而，你们可能会产生疑问：这些人——包括著述者和谈论者——为什么表现得这样恶劣？
你们也许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们，而且也与精神分析有关。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你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交界中遇到的那种偏见，乃是某种早期评价的后果，这种评价是正统科学的代表针对初期精神分析所形成的。我曾在我写的一部历史描述性的书1
1见《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英译注。
中对此作过抗议。
我将不再采取那种做法；那一次也可能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科学界反对精神分析时，采用的是违反逻辑、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的做法。
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世纪，民众把恶徒乃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带上颈手枷并加以粗暴虐待的事情。你们也许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和社会中，民众特性的影响向上层扩展得多么深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一部分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多么不公正的事情来。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我是很孤立的。
我不久即发现，反驳无济于事，哀伤与乞求他人仁慈心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受理我的上诉的法庭。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精神分析的首次运用，是向自己阐明，民众的这种行为，乃是我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发生在个体患者身上的同类抵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
这个步骤是正确的。
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
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
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
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d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1。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1指乔治。勃兰戴斯（gebrandes），著名的丹麦学者（1842—1927）。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1900年3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flies）信件131（弗洛伊德，1950a）。琼斯（jones）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1957，第120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229，弗洛伊德，1960a）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
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
不过“考虑再三”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
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一些人争论的问题，他们囿于无偏见的要求，总是漠视精神分析的经验，故对其进行评价实无必要。但是我知道，就其他情况而言，你们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掉我的。
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