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侗在清华学宫，自然不知道凤仪殿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大老婆那么污，他还有更重要事情要处理。
今天是清华学宫正式开放的日子，肯定少不了庆祝，这是搞学术的严肃之所，自然不会有什么歌舞表演。
庆祝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学术辩论。主张德治的刘炫为正方，主张法治的魏征、刘政会为反方。
科举考生尽皆观‘战’！
其实德治和法治之争是由来以久，谁也说服不了谁。
德治思路偏执于人的道德修养，重自律、轻他律；重教育、轻监督；重人治、轻法治；忽略和轻视制度建设。以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百姓的道德觉悟，诉诸“良心良知”，诉诸“道德信念”。主要是激励百姓的道德情感、强化百姓的德意志、增强百姓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羞耻之心”，从而使百姓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其次，以舆论约束百姓的行为准则，增强道德责任感，使百姓意识到，如果不能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或是违反了社会道德要求，就受到舆论谴责和天下人批评唾弃。舆论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行为，改善风气，从而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但单纯的德治回报小、成效慢，且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给了不法官吏钻空子的机会，最终造成不公平的社会问题。
法治树立标准，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标准规则，对每个人比较公平的。并不会因为官员的好恶有太大偏差。但是，法治的前的提是有律可依，其次，是要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保证监督机构的公正，比起德治，法治投入惊人，但同样，取得的成绩也会同样惊人。
德治是内在约束，法治是外在的控制；德治是高度行为倡导之治，法治是低度行为规范之治；德治是社会教化之治，法治是国家强制之治……从汉朝至今，其实历朝历代都在以‘外儒内法’为国家的治理标准，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华夏文化的重要成因。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但是在古代的学术界，儒家和法家争端以久，很多时候是一些学术大师在打嘴仗，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认同谁。哪怕我辩论不过你，可是我就不服气，你谁怎样？
不过今天这一场辩论非常理性，刘炫以董仲舒的观点为核心思想；魏征、刘政会则以商鞅变法和大隋如今的现实状态为例，依法治国是杨侗势力的核心规则，也是大隋的灵魂，杨侗能够在幽州、冀州、并州，以及雍州部分地区拥有强大凝聚力，就是因为大隋官府在民间有极强的公信力，虽说投入成本比德治巨大，但取得的成绩异常惊人，就算是魏征、刘政会等精通律法的人，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可以说只要杨侗还活着，想要打进大隋的地盘，没几十万大军绝对不能做到。
除非他们敢打破世家门阀对各种资源垄断，但显然对大隋来说是良药，对李渊来说，那就是毒药了。
同样，世家门阀、士族对李渊是良药，对杨侗则是毒药，所以，杨侗才没有给世家门阀、大士族生存的土壤！
世家门阀、大士族肯定有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臣，且还不少，这一点，杨侗始终都知道。但他不敢用！
为何？
因为杨侗代表的普通老百姓和寒士的利益，若是向世家门阀和大士族妥协，那就是两面不讨好……以世家门阀和大士族在各方面的优势，一旦松开禁制，那么他们的子弟便会以学识和宗族上的优势，迅速吞噬各个职位，从而结成一个个巨大的利益网络。所以，如果在这上面妥协了，那杨侗此前所做的一切，就完全失去意义，日后，就算他取得了天下，那和之前杨坚、杨广统治下的大隋有何区别，依旧是一个攻不破的怪圈。
他以后肯定要奉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准则，唯有如此，国家和民族才能得到进步，但天下一统前肯定不行。
这一场辩论，持续到了傍晚！最终还是没有分出高下，但绝对是近百年来最精彩一场辩论！
但刘炫却对于杨侗执行的百家并重的态度，却执以支持和肯定态度。
如今最开始的儒学还有博采百家之长的优点，但自从执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就故步自封至今，儒学失去了竞争对手，逐步失去了上进和开拓之心，导致儒学几百来再一个圣人出现。
刘炫虽被誉为经学大师、大儒，可他为人并不迂腐，而且魏征、刘政会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杨侗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于国于民都百利而无一害。
而儒法本就有着根本的冲突，正是天生的冲突，让刘炫在这场辩论有了更高层次的领悟。
最直接的感悟是儒学需要对手，不然会越走越小，最终‘死于安逸’。
这一场辩论既是清华学宫开山之典，也是杨侗代表的大隋，向天下宣告：大隋将在学术上执行百家争鸣之道，以后除了儒家和法家，农、墨、医、兵、名、杂、纵横、阴阳家等家都可以在大隋清华学宫著书立说、开院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