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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非常重视自己的隐私，认为那是不可告人的了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很自我，以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以为自己很特别，以为很多事情只是属于自己，而且认为自己的事情一律超常重要，那时，我眼前的世界很小，很封闭，我有很多禁忌，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不知在那些禁忌内含有多少人类的恐惧。
青春期时，有一天在书店里随便翻到《金赛性学报告》，令我获得一种有点类似人类学的目光，忽然，我发现，那些每个人斤斤计较的小隐私，不过是些个人顾忌罢了，这些顾忌，对他们有利，他们很想合乎那些规范：小到找情妇不与老婆说，大到以一种听起来很好的名义骗着别人去死。我是个简单的人，记不住那么多弯弯绕的事儿，所以不喜欢那些顾忌……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发现顾忌也有顾忌的道理，有时候，你不遵守，只是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人们需要最简单的梦想，他们为了简单地提高效率，甚至宁愿欺骗与被欺骗，而我的个人偏好，对此是深感不安的，我一直认为，既然是敢于做出来的事情，就应该敢于说出来，不然为什么要去做呢？那时，我不理解人们对于责任的逃避，人们只想占便宜，然后一走了之，这使我看不起他们。多年以后，我感到这些人的可以怜悯之处，市俗世界人的欲望是相差无几的，目标是单调相近的，若是不能用大家都同意的手段去得到，那么有些不服命运的人就去偷去抢，总之，那邪恶也是压抑不住的……这令我感到，诚实是非常艰难的，罗素因为所处社会等级比较高，一直生活在比较友善的环境内，连他都在晚年说，“我痛恨谎言，不想说些违心的话，有时候因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如此，但我还是让自己尽量地不撒谎。”这一段话一直叫我感到很亲切，他是替我说出了我的心意。
我的小说发表后，有些人认为那些事情是不真实的，这叫我深感自己的努力无效，当你告诉他一件真事儿的时候，他们却当你讲了一个故事，而当你向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他们却认为那是真实的，这便是普通读者局限性，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一点也不怪他们，因为人们的环境不同，对于人生的经验也不同，而且，从一个绝对意义上说，人人都是白日梦游者，很难区分想象中发生的事情，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两者的区别，并且，叫我感到更为复杂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真实是最重要的，人们的信念千差万别，人们只从这个世界中选取让自己感到最舒适愉快的东西，好让他们今生感到舒适愉快，对其余的一切视而不见，这种冷漠叫我倍感无聊与羞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也不认为了解真相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再该死的真相我也想知道，我理解“人生如梦”这样一种悲叹，但我认为那是别人偏好的人生，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至少我的人生要比梦更加清楚一点，因为这是人生，不是梦，就如同我始终认为，我在想象中吻到一个姑娘，与我真实地吻到一个姑娘是不一样的，后一种更能令我感到我在活着，倘使连这个界限都消失了，那么我还不如就地死了吧，我认为那样更接近于梦想与现实间的模糊不清——作为人生，就是要去分辨、去弄清，然后去顺从，这是我认为的科学的精神，也是我的另一种信念。
主观的真实（2）
圣人对其余的诸多事物并不是十分感兴趣，而作为人类，是什么都想知道的，圣人只是作为人类发展的诸多可能性之一，我说过，目标即偏好，在我眼里，基督教的目标是对永恒的偏好，而佛教呢，可看作是一种对于无偏好的偏好，它们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对于想知道如何到达水星的人类来讲，它们没有科学技术更真实，我知道，对于绝对主义者来讲，这两者是不可比的，就像说水没有雾更真实一样，作为一个肤潜的怀疑论者，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什么都是可比的，可测的、可观察的、可谈论的，这正是我认为的文化的有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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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术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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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真叫我下决心搞文学是有一次，从老牛那里借了一张卡拉斯回家听，当时我还是一个好奇的文艺青年，脑子里一阵阵儿地转起成名发财的念头——那是一张卡拉斯的拼盘儿，有一首歌唱得特别令人感动，听得我恨不得流下泪水，看封套，才知道那歌叫做《为艺术为爱情》，记得我对着封套直发愣，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羡慕与嫉妒齐飞，爱与恨交织一色，各种情感混在一起，在心里搅动，我想到自己的人生，想到我的迷茫，想到我当时的处境，那是一个“为性欲为挣钱”而奔忙的不安的灰色身影，寒碜而猥琐，我感到非常自卑与难过，那时已是深夜，而我，是独自一人。第二天一醒来，再次听那首歌，只听到一半便陷入颓废，我感到自己的人生y暗而无意义，生活的中心就是写几页破剧本挣点钱，然而花到姑娘身上去，以便得到片刻的所谓温暖与安慰，使生活得到继续——不，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想要什么呢？忽然，心中一股青春怒火猛然升起，得啦，跟这位漂亮的女高音卡拉斯攀比一下吧，我也要“为艺术为爱情”！
可以想象，一个住在东高地的二十几岁的小混混，有了一种与他的环境极不协调的梦想之后，他会遇到什么为艺术为爱情，这是一个我当时的目标，几乎就像所有人类目标一样抽象庞大，我一点也不懂得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当时虽然浑浑噩噩胡混，但并无什么很深的精神上的痛苦，有的只是肤浅的苦闷与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我有了那目标以后，情况似乎更坏了，我通过阅读艺术家的传记来理解艺术与爱情，还通过写作与实践来体会，记得那种传记一口气我就看了几十本，里面描述的很多生活我既不同意又不感兴趣，于是我更多的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我陷入了另一种迷茫，更复杂的迷茫——但我现在仍感谢那目标，它叫我从当时环境中凌空跃起，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生活——随着不断地学习与实践，艺术与爱情早已不是原来说到的艺术与爱情，但我仍把它当作目标，至少它是一种道德上的激励，使我有了自己的模糊的价值观——艺术是好的，非艺术是差的，爱情是好的，纵欲是差的——但“艺术与爱情”，在我眼里却渐渐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它们仿佛是指向月亮的手指，顺着它们所指的方向，我看到的所谓月亮也不过是一片迷濛，在转了一大圈以后，我甚至以为，每一种人类文化的指向，它的前方，都暗示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超验存在，我有时会相信那真是一种存在，而那存在的存在，随着了解的加深，也具有了越来越开放的性质，我试图把我看到的与感到的放入语言之内，这同样是我为自己找到的工作，只是这工作的困难程度远非我当初所料想的——每当这时，我便会回到我的——为艺术为爱情，曾引起那个苦闷青年的怒火，而当“为艺术为爱情”的怒火熄灭之后，另一种怒火又会从那灰烬中升起，我懂得，只要尝试，就会出错，也许那尝试本身多半就是错的，但总有新的怒火，那怒火驱使我做新的尝试——自我启示，接下来是自我否定——总是自我启示与否定，如同我挥拍击球，一瞬间便感到自己的动作有一部分错了，但只要生命不息，我便还要挥出下一拍——
作家赵赵
北京作家赵赵连出三本书，最有名的一本叫做《动什么别动感情》，此书脱胎于一个同名电视剧，无论书与戏，都是近年来少有的京派风格，当然，赵赵本人也是与作品一路货色，谈人说事儿听起来好笑且善意、却又一针见血。
认识赵赵大约在99年，当时她还是一个采访我的记者，在幸福花园酒吧，只记得她穿牛仔裤，宽肩，短发，状如小男孩，说话直不楞登的，一双小老鼠眼翻来翻去，问我的问题都是一些大路货，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
3年后，再次见到赵赵，也在幸福花园酒吧，（后来得知，赵赵因与酒吧老板之一有染，总爱盘踞在那里），那时我的朋友正在追求她，我们在那里打台球，打扑克，聊天，消磨时间，赵赵戴棒球帽儿，熟读各种报纸的娱乐版，满嘴八卦新闻，对于男女明星的私事儿了如指掌，并且在男女关系以及市俗生活方面，善于发表私人感悟，这些感悟被一一写进了她的随笔，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如果你想看一看，只要上网在搜索引挚中输入赵赵二字，便可看到她的大量千字文，无论吃喝拉撒，还是饮食男女，全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以至于我的朋友相中她后，特别兴奋，口口声声直说，“我就喜欢赵赵，我就喜欢特俗的！而且是大红大绿的那一种！”赵赵呢，嘴里不说，心里却喜欢雅的，所以和我的朋友恋爱了，恋爱成功后，两人果然成为雅俗混合型眷属，成家立业，各得其所。
赵赵在恋爱的同时，成为我们的朋友，但仍去幸福花园，有一天，她的前前男友去酒吧看她，俩人就在桌子边上密谈，我正要过去说什么，赵赵一指我，让我离开，并且说：“我们可是正经人，不像你，生活那么糜烂！”那时候我还是单身，无女友，被说成生活糜烂完全无法叫我信服，我抬眼一看，只见酒吧里竟有三个赵赵的男友，一个现在的，两个以前的，赵赵在其中穿针引线，如鱼得水，难道这不是生活糜烂的生动写照吗？
有一次，在闲聊中，赵赵说：“其实谁一追我，我就有点受宠若惊，觉得人家看得上我真不容易，我哪儿好啊？”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后叫我悄悄感动过，这便是赵赵朴素的情感方式，我想有很多口口声声强调对于生活要敬畏要感恩的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却未必做得到，而赵赵的确能做到，而且是尽量有趣地做到，这一点，就是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的了，事实上，赵赵是我见过的女性中，可用真诚一词形容的一个，这种真诚，有时会从她的笔端刹那间流出，不信你去看看，有谁会像她那样，笑嘻嘻地以善意的笔调，描绘着芸芸众生的多姿多彩的缺点，并使笔下的人物因其缺点而多彩多姿呢？
王朔复出
没什么可说的，支持王朔。
也许王朔是国内最后一个令大群读者热爱的作家了，他的作品为八十年代人提供娱乐的同时，还替那些离开体制、在社会上混的人说了话，正是那些率真而有趣的话语，使那些迷茫无助的心灵感到力量。说“王朔不行”的人很难懂得的一点是，人们对王朔的话语有感情，这感情的力量是无法用势利衡量的，曾经爱听王朔说话的人，出于习惯势力，也会愿意再去听一听，特别是，王朔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比王朔的声音更为吸引人的声音。
有句老话儿叫做“了解越多，就越难发表意见”，这正是说话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很多青年作家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但凭着一股子天真勇气，下笔便能洋洋洒洒，以为自己说的话很重要，长大后知道更多，才羞愧地发现，自己以前说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价值微小。从听者的角度讲，说话者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些不吸引人或不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的讲话者会被淘汰，仅仅往回看十年，我就能发现，有多少曾经昙花一现的说话者被人们完全地遗忘了，或者，人们对他们的话语不感兴趣了——呵呵，作家生活艰难啊。
王朔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知道的很多，却仍能找到一个说话角度谈论事情，这不仅是一种机智，还是一种天真与顽强。现代社会的听众已不是十年前的听众，现代的主流听众有一种自我意识，他们会把任何讲话者送到娱乐舞台上，使自己得到娱乐，从而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些比较有城府且善于自我保护的听众，他们的自信与安全感是建立在自己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不再像十年前听众那样彻底的无助与迷茫了，他们会牢牢抓住自己能抓住的，而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地看待自身周围以外的世界，不当真也不在意，而聚光灯下，则成了一个多多少少有点好笑的地方，说话者现在成了大众娱乐提供者，他的话语除非能向听众提供某种积极的意识领域内的服务，否则便极易失去价值，这给说话者提出了新的难度。
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到娱乐偶像，因为他或她直接刺激了我的欲望，人们支持他们、喜欢他们其实是变相地支持或喜欢自己的欲望，而思想上的偶像却不复存在了，鲁迅曾替他们那一代有个性的人说过“一个也不放过”，现在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个性：“一个也不相信”。
这叫我想起瓦格纳的乐曲《诸神的黄昏》，还想起同一时代的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瓦格纳通过乐曲传递出的信息，被尼采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结局，在我眼里，尼采在暗示人们终将杀死上帝，自己取而代之，更加暗示出一种物质的力量将使延绵千年的古老的价值体系崩溃，尼采猜对了吗？谁知道！有人管他叫先知，还有人管他叫疯子。在中国较晚时期，也有一种思想获得了较多认同，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很多人为此流血牺牲，然而人民所形成的社会仍旧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这结构无论如何地变形，仍趋向一种旧酒新瓶式的权力结构。唉，就像王朔说余秋雨，“前两句说对了，说到后面又错了”，呵呵，现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众生平等，还因为众生迷茫，更有时候，众生也想懒惰与腐败一阵儿呐！
在我们所见的宇宙里，黑暗无处不在，光明星星点点，众生怎样看待自己呢，多半还是把自己归在光明那一边儿吧，至少也是追寻光明那一种存在吧？
唉，能不追寻吗？没有光明，众生可怎么办啊！
作家像赌徒
原来计划在厦门住一年，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不太可能了，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变数，个人意愿一般都难以成真，我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竟实现了，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愿望是多么宽泛啊，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当作家这件事几乎就算不得是什么愿望，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可当，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经理可当一样。
现在越来越觉得作家十分像一名赌徒，赌注就是自己手里的一本书，赌的就是受不受公众欢迎，赢了的时候，有很多好处，输了以后少人问津，我个人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周期，我是说，从莫名其妙的走红到莫名其妙的过气儿，别说，在在这一个曲线里，叫我看到很多人与事，这对我是很有价值的，我懂得外界力量的强大与盲目，也懂得个人在受到摆布时的心境起伏的盲目，我敢说，我人还是那个人，这种一贯性我想我还是有的，但人们对我的看法却在改变，想想真是很有趣，犹如一片飘在水上的树叶，穿江越河，见到两岸不同的风景——然而什么是作家呢？作家对别人有什么可说呢？别人想从作家这里听到些什么呢？这些真是一个迷。
总在厦门这地方，看到的都是些平凡而朴素的人，叫我对人的面孔所发出的信息都发生了改变，以前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娱乐圈的人，以为那些表情都是正常的，丰富的，现在看看电视里逗人开心的主持人，或是广告片里的演员，分明可看出一种压力，一种急于想引人注意，并生怕无法取得效果的迫切，夸张的惊叹、快速的说、最有效率的取悦于人的笑，那是多么忧伤与焦虑啊！
一场表演
关于韩寒，我也有几句话讲。
首先，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现在是个小闹闹，小淘气儿，他在抖机灵瞎炫耀，这很好嘛，很可爱嘛，他对于生活的枯燥与井井有条很不耐烦，试图以自己的表演为生活添油儿加醋，请大家注意，他一点恶意也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应该让他闹下去，好使我们得到乐趣，如果我们有责任感，我们甚至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我们要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使他的表演更加生动有趣，场面更加火爆，要弄成集体狂欢，我们才算成功，不要老想着自己，那样又自私又不明智，我们是过来人，连自己都舍不出去，哪儿谈得到对新人的爱护与尽责呢？
当有一天，韩寒厌烦了胡闹，我们应该使他可以安全的离场，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应保护他，使他高枕无忧，并且，在他之后，我们要找到同样有意思的表演者，使这个社会多一点活力，这才是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好演员是很难找的，如果我们自己行，我们也应毅然登台，豁出去大干一场，为社会做些奉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有点自知知明，当我们不行时，我们就当观众好了，但我们必须合格，不要嫉妒台上的演员，那样子很傻，就如同长得不行的人嫉妒偶像明星一样，那是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