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立言者”。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寞。请你到“孤岛”做客，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孤岛”？
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要不就带本棋谱吧。我想也可以。
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你的个人经历很丰富。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孤岛”——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c队时的情形？
肯定可以了。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孤岛”的情况差不多。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因为有很多难题可做，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耗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耗时间——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什么时候？
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那很可能。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最后就剩下“做题”了。
讲讲你的故事。
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你还说，即或是一本“小书”，也同样。这种关于书籍的“灾难说”，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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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2）
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恐怕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附加”的一个经历。
《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还挺多。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这肯定不准确。没有这件事。
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有的书从我手上“过”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过”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因为我百~万\小!说，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书从我手中“过”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可不可以？
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散文了。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一点儿记不住？本月听什么了？
一点儿都记不住——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个人奋斗”。你怎样理解“个人奋斗”？
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呆，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左派”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当时他已经完全“落伍”了，他很穷，跟很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类的“气势”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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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3）
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富。你在云南c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儿——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我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做过。但我觉得生活真好像是一个转盘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上去了。比如说，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喜欢编故事，这个志向是最初的一个志向。转来转去自己还是停在自己原来的志向上了。我学过工，也读过文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弄过，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最初的志向其实就是你最终的去向。
人最终不会委屈自己。为了生存，有时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做一些事，可做不长——一个人最后所做的事情，或许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看《黄金时代》，我觉得如果仅看文字，很冷。冷漠？冷淡？可你书中所写的不少情节，仍让人感动。比如《似水流年》，你写到一位跳楼自杀的教授的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点着几十支蜡烛守着老爸血r模糊的脑浆……
我觉得生活里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你所说的感触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风格所致。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会体会。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后呢，倒是有一种“滥情”的嫌疑。至于很轻微的事件倒是可以举一反三地渲染一下，这是我的一种风格。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跟读者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大家对“事件”的判断可能都是一样的，感触也一样。
在“孤岛”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我也不会知道别人会在“孤岛”上怎么生活。不过我想，比如说或者写小说，这是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种事的。硬做，读糟蹋，写小说也写不好。人在苦闷的时候，比较适合做一点智力的工作。比如说，要是可能的话，我不带cd盘。我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去，我到孤岛上去编一套程序，也许更能适合当时的心境。不过我对你们的“孤岛”还不太了解——按照你的设计，它是一座人间乐土？也未可知。我个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个挺耗人的地方。
如果让你挑，“孤岛”和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选择哪一个？
我还是选择现在的城市。因为“孤岛”虽然照你所说“衣食无忧”，还有各种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1995年，你的文章写少了，干吗呢？
写小说。写一种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历史题材的。可能有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没有机会发表过——就是古怪兮兮，比较个性化吧。其实，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我想，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前一类的小说家像海明威，纯粹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像卡尔维诺，还有尤瑟纳尔，都是这样的作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当学者、写杂文，直到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小说，这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还是不同。写杂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讲理，要使读者能够同意你。可是写小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个性化的工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主要把自己表达好了就成了。所以，这两种事情要是伙在一块儿做也是挺困难的。静下心来写点小说也更合我的意愿。
你对自己的小说怎么看？
有写的好的，有写的一般的——大概是这么着。写的好的小说和写的一般的小说区别主要是工夫。有的小说写的时间非常长，反复修改，以求得一种完美的感觉。像《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篇，篇名也叫《黄金时代》，就属于写的时间最长的小说。而有的写的时间就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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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4）
《黄金时代》写了多长时间？
写的时间很长了——很早的时候就有草稿，到写成都十多年了。当然也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写就该成一个神话了。只不过是时而不写、时而写。修改的时候，你可以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可能写到最后定稿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同意杜拉斯说的——一篇小说写成之后，你也不愿再改了，就想把它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黄金时代》我觉得是我写的比较认真的一篇。其实——可能是自吹吧，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是大家所共有的：现代小说家往往都会有一两篇中长篇的精品，这些精品不是他其他作品可以比较的。现代小说有一种写法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大概把一生的心血都耗费在里面了——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是像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两位作者都说过写这个作品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作品也确实是很完美。当然，我的《黄金时代》是不能跟这些大师的作品相比的。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体会到所谓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再比如像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像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类的小说写得都不太长，可是却写得非常完美。完美与不完美，有时候我觉得与你是不是下决心把它写完美有很大关系。要把一部作品写完美，要耗费作者很多时间，占用作者很多精力。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全面。但我想，一部现代小说的精品，往往是要把作者耗费尽的。所以作者们也不能做到篇篇如此。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这部小说我的意见是它写得非常非常好看，也合理，结构也非常好。《铁皮鼓》虽然比这本小册子有名得多，可它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可见作者是不是下定决心很重要。
你读了这么多的如你所言“现代小说经典”式的小说，谁对你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他的一些小说跟历史没有关系，他喜欢自由发挥——他的一篇小说叫《我们的祖先》，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算作是一种写法。其实也不叫“历史小说”。就叫“小说”好了。它常常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自由发挥，写出来相当好看，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学的状态，不受现实的约束，和纪实文学也彻底划清了界限。
容易逃离现存的逻辑。
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写这样的小说，你是怎么一种状态？
感觉挺好的！很自由。觉得自己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
你还说过你要写“未来小说”，有成品么？
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未来小说”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是啊是啊。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不好意思。我比较孤陋寡闻。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这肯定是。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是重复在做。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看的了。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5）
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一点区别……
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可能是。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再次感谢你。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孤岛”上来。
谢谢。
199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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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1）
1995年2月，我在王小波的寓所与他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采访。谈话的主题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根据录音，我把这些谈话包括口误甚至咳嗽逐一变成文字，把它作为我们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的切片，希望几年以后，就同样的问题再做一个讨论，比较两个切片的差异，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演化的缩影。当时我与很多人有过类似的谈话，但由于我的懒惰，只有3个对话整理成文。现在，两年过去了，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但对小波，我已不可能再做一个切片了。
这是我和小波唯一一次谋面，但谈话还算融洽，也无甚顾忌。当然免不了有误解，也有诡辩，有抬杠。非正式采访，谈话便很意识流。昨天把小波今年编辑的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翻了一阵，发现我们当年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小波几乎都已有了清晰的表述。然而无论如何，这份原生形态的文字记录是我们的思想者王小波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以下是那次对话的几个部分。对话本是连续的，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去的。
从反面看一看
田松：首先对你这些年的经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吧，然后谈谈对自己现状和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近年来北京有几个杂志在谈这个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我看到你在《东方》上也在写一个社会伦理漫谈的栏目。
王小波：说是社会伦理，但我基本上都在谈知识分子的处境。
我自己的情况和知识青年差不多。中间失了学，后来又回来当知识分子，不过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学工的人可能觉得很痛苦，损失太大。对搞文的可能还有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好像也说不清楚。
我回顾底层生活的时候吧，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看过《年轮》的小说，只看了电视剧。觉得和梁晓声的想法不大一样。“文化革命”，c队，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社会呀，意识形态呀，从反面看一看。《年轮》使我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
反面一课你具体指什么呢？
说出来可能比较严重。看到过社会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再当知识分子就大不一样。体验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上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课，下了课老找他聊，关于社会呀，政治呀，青年呀，他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要强多了。有机会从反面看一看还是大不一样的。
你的反面就是指王二写的论文？
可能有点吧，那个是开玩笑。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有点神圣的，金科玉律的那种劲头。你要是当过知青就可能不信了。这种东西算什么呢？算一种统治的权力吧。当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
你指的是彻底不信了，对任何一种都不信了？
觉得意识形态挺虚伪的，不真实。
阿尔都塞就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定义为想象的关系。
是吗？个人感受我估计咱们俩还能一致。因为有机会学一学科学还是挺有好处的。就跟罗素说的似的，近代人不再相信统治的权力，开始相信理性的权力。
那你认为梁晓声他们那些知青还是相信统治的权力。
他不是相信，他是渴望一种统治的权力。你想一想。你要不信的话，对当前的那些话，所有的事件，都会有个特别的感觉。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的事件，就有一种冷嘲的口吻。我觉得他们说我跟王朔相像，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王朔的幽默感里也包含着不信的反虔诚的味道。
我感觉你和王朔，都跳出来了，但是你们跳的方向不一样。可能你更客观一些，更超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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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2）
不信意识形态了，旧的价值也没有了，重新立足在什么地方呢？总有个立足吧。不然不就变成彻底粗俗、浑浑噩噩的人吗？我觉得王朔不是。王朔我见过，挺纯朴的一个人。
我认为王朔还是很真诚的。《王朔文集》四卷本我仔细研究过。
相信理性
王朔不是像有些人对他那种理解似的。我自己虽然不信意识形态，可能还是有立足之地的。从科学训练里呀，总能获得一些东西吧。另外相信理性。
说的具体点。理性是一个纲的东西。
是呀。你看《东方》上经常说三道四的，论到最后恐怕文科的老先生不欢迎。实际上还是宣扬理性至上的观点。
什么都不信，对知识分子来讲，可能没什么害处。信什么反而是个束缚。但是对老百姓，恐怕还是得让他们信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