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一一“看s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r，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