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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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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得意与忘形(1)


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s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s,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y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p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n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y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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