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汤飞凡和黄有为利用应邀到印度调查公共卫生及生物制品情况的机会，携归谋自英美之青霉菌9种，与国内分离的菌种一并研究。此时，中防处获得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一批研究经费，研究工作步入正轨。菌种分离后，即进入培养程序。他们选定了液体培养基，但受条件所限，只能用玻璃瓶作培养皿,每瓶盛液体培养基200余公撮(1公撮=1毫升)，接种后，在室温24一25c培养2一3天，培养基表面即长满霉菌，4－5天霉菌颜色变青，有时会有金黄色滴状水珠，愈多愈佳，培养5一6天，即可将培养液取出冷藏，以待提炼，每次只能培养100一200瓶。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青毒素效价并不高，最高时每公撮不过20－30牛津单位。后来他们找到一种在液体中也能生长的菌种，以期改进培养方法，昼夜用打气机轮流向大立瓶内打气，屡经试验，由于空气不足均未获成功。
接下来就是提炼，他们的方法是，首先将冷藏保存的培养液调节至ph2.0然后加入醋酸戊酯(当时称香蕉精)，不断轻摇，含有青霉素的醋酸戊酯即浮于表面，与下层菌液分离后，用ph7.0的蒸馏水提取数次，再经木炭脱色，氯仿再提炼，最后溶于水中，提炼即告完成。青霉素的提取工艺并不复杂，但昆明的中防处设备极其简陋，试剂和药品匮乏，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缺乏提炼用的醋酸戊酯，无法进行提炼工作，幸承美军赠送了几磅，珍惜使用，才使提炼工作初步完成。提取液须检定效价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当时没有检定用的标准品，不得不用美军医院使用的pfelzzer药厂生产的十万单位青霉素一瓶作标准品。青霉素制品必须干燥保存才不致丧失效力。
由于青霉素对热极不稳定，须冷冻干燥。虽然冻干设备在欧美较大的实验室已普及，但在中国却极为匮缺。冷冻干燥分为化学和物理法两种，当时只能选择较为节省的化学干燥法，但干燥剂却成了问题，仅有从印度带回的几磅硫酸cas04)，不足时用石膏粉补充。至于干燥设备，全由他们自行设计。设计工作由黄有为承担，画出图纸后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作，真空表由普通水银气压表代替。具体操作过程是将青霉素提取液分装若干安瓶，冰冻后，将安瓶与干燥器上的橡胶管连接，冰盐浴保持安瓶温度在一21c以下，抽气24小时后即得到干燥品。
1944年9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青霉素成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余下一瓶他们自己保存，据说至今仍珍藏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关于第一批自产青霉素的效价问题，文献有2.5万单位/支和5万单位/支两种说法，但均没有说明根据。
汤飞凡本人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述:“即以单位而言，吾人检定为五千单位，而屈浦上(coltripp)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查验结果，则为四千九百五十单位，后更获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wisconsin大学之报告，均予吾人甚善之鼓励，是又为吾人未敢
预料者也”由此判断，前两种提法均不准确。第二批青霉素即进行了临床试验，由惠滇医院姚汉平医生选出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已治疗无望的病例数人，注射自制的青霉素后，均痊愈，以后又在昆华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效果甚佳，且无不良反应。
1944年，中国研制成功青霉素之时，美国又有20多家厂商加盟青霉素生产，产量已由1943年底的仅能治疗2万8千人，增加到能治疗200万人。即便如此，青霉素也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如当时lancet杂志就介绍用含活青霉菌的纱布包扎化脓性感染的浅度创伤患者，并认为在青霉素尚未普及之前，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我国尚未有使用青霉素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
1944年10月，由美国援助的500x100,000牛津单位的青霉素运抵我国，为了能合理使用这批药品，卫生署会商军医署成立了管理分配委员会。足见对这批为数不多的青霉素的重视，从委员会的组成看，这批药品可能主要供军方使用。这大概是首批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使用的青霉素。单就我国青霉素尚极其短缺这一情况而言，我国青霉素的试制成功，在当时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落后，想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青霉素，实属困难。最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于1948年1月才完成工业生产。
这样一个制药界的牛人怎么能让他不为我所用呢？李获之知道汤飞凡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昆明提取出青霉菌。只要有了青霉菌种，李获之就能完成设计一条超过当今世界几十年的生产线来。李获之决定马上动身去昆明，不但要说动飞凡和他的团队。更重要的是要去接民国的另一个牛人———贾小侯。他已经从西安坐飞机来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