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是要彻底的清洗封建残余，清洗袁世凯妥协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阶层。
这个阶层，有的是封建残余，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对于这些人，李安生绝不手软。
古代各级官僚不是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地位而上升为“食利阶层”的，由国家任命、官吏推荐或者通过考试而取得官位，并且按官职领取国家俸禄，最终成为“食利阶层”的食利者。
现在的许多官僚，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在东北、两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隶等地，形势却不容乐观。
即便没有内战的危险，没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锐斗争，但是潜伏下来的食利阶层，已经成为了李安生最大的敌人。
中国应该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成为阶级社会。
在整个阶级社会中，以官僚为代表的“食利阶级”都或多或少地与特权联系着。他们不仅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还享有种种特权，除了食取国家俸禄外，还有以下特权：减免赋税；“官当”即以官抵罪；“任子”、“荫袭”即大官僚有权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等等。
因此，仅凭特权而发家致富上升为“食利阶层”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封建残余浓重的中国，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食利阶层”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特权阶层，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种种特权，讲究吃喝玩乐，琮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违纲乱纪，**理，精神颓废。
李安生的书房中一付大字，“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这幅字同样也出现在了学校、政府部门、车站、工厂等地方，成为了国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这个食利阶层的精神腐朽波及到当前形势大好的举国拼搏奋斗风气。
他并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阶层，因为，历史证明，这个阶层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够利用好这个阶层，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这是把双刃剑，比如后世的山西煤老板们不消费豪车，全世界的豪车生产都要受影响。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才能消化剩余生产。”但是，“食利阶层”容易畸形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甚至**等。
他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使自己与别人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情绪就无形之中表露了出来；作为参照的另一批人，会因此产生嫉妒、不满、愤愤不平的情绪，感觉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极不相称，萌芽了“捞好处”、“混日子”的消极想法。
这就容易导致贫困、两极分化，穷则更穷，富者更富。
当代社会的“食利阶层”就是通过出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阶层。在古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过的收入的生产资料，主要仅限于土地和钱财，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现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和钱财，还包括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商标、运输能力、流通渠道等等。
李安生无比的警惕，尤其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中国民族工业。
他可不希望许多的家族企业壮大起来，造就了大批的富二代跟败家子。
在特定历史时期，“食利阶层”不把其所得用于投资生产，而是把社会财富闲置或挥霍掉，对社会生产极不利，更有可能因为“食利阶层”试图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和权力，而腐化国家的统治阶级，造成上下一气，导致政权的更迭。
这是最需要警惕，最需要防范的，也必须要为此专门制定控制措施。
既然食利阶层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在利用这阶层的同时，将这个阶层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对于中产阶级的塑造，李安生也不遗余力，尤其是他在东北主政时期。
东北在有些方面跟美国很像，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新居民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李安生所领导的东北迅速的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了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粮食的高产，以及粮食贸易的热潮，使得移民东北的贫困户们都成为了小康家庭，甚至发家致富，他们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致力于新型的农业科技开发。
虽然李安生没有通过类似于美国《宅地法》一样的法律，但是还是在主政东北后，推出了一系列得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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