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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小学是拉帮结派的发源期，一切东西都要占。
比如乒乓球桌，下课铃一响，谁先冲到桌子边，就代表谁占了桌，谁能加入进来打球，都要听他的话。他让谁打，谁才能进入内围。
一开始，个头小速度快的人很是风光，几乎每个课间休息都是霸主，直到小山转学过来，才终止了这条江湖规矩。因为无论谁占到，都必须把控制权移交给他。
长大后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威信。
当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便也要离三尺”，由此可见，我基本没有威信这个玩意儿，连亲和力都不存在。
本来我还能仗着坐前排，偶尔占几次乒乓球桌，当大佬小山出现后，就断绝了我打乒乓球的机会。
我只有两个选择，一、去宣誓效忠，委身为小山的马仔。二、也成立帮派，与之对抗。
我为此挣扎良久。其实我也身怀背景，班长是成绩最好长得最好看的马莉，威信仅次于小山。她莫名其妙每日对我示好，带点儿饼干话梅啥的给我，而且我是午睡时间唯一可以翻小人书看而不被她记名字的人。
但我讨厌她的马尾辫。她坐在我前边，一长条辫子晃来晃去，搞得我经常忍不住爆发出想放火烧个干净的欲望。
日复一日，我永远被排挤在乒乓球桌外围，怨气逐渐要冲垮我的头脑，我做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
我介绍马莉给小山认识，说这个姑娘不错，要不你们谈朋友。小山大喜，这个下流的举动获得了小山无比牢固的友谊，问题是，我失去了午睡时间翻小人书不被记名字的特权。
小山宣布，从此我就是副帮主，和他同样具备挑选打球人的资格。
剩余的整个小学时代，我们一起享受着同学们的进贡。当然，拿到的东西，比以前只一个马莉送我的饼干话梅多了n多倍。
初一我把时间都荒废在踢足球上。小山家开饭馆，他没有读下去，彻底当了社会混混儿。
他约我打台球。镇里仅仅一家台球室，台球室仅仅一张球台。我穿着球衣，他穿着人造革皮衣，跑到台球室，已经有几个初中生打得正欢。
小山扯下手套，叼一根云烟，缓步走到那几名初中生面前，冷冷地说：“让。”
初中生斜眼看他，也点了根烟。
小山用一副手套拍了拍掌心，蓦然一挥手，皮手套直抽一人的面颊，“啪”，声音清脆。
那人的鼻血立刻流了下来。
其他人勃然大怒，操起球杆，要上来拼命。
小山暴喝：“不许动！”
他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胸口文着一个火焰图案。
那年头那乡下地方，谁他妈的见过文身呀？
初中生愣了愣，喃喃说：“你是小山哥？”
小山“哗啦”披好衣服，“噗”地吐掉烟头。初中生们赶紧递烟，点头哈腰。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威风凛凛的场面。乡村古惑仔的梦想，盘旋于我的少年时代。
后来我们经常打球，有次打到一半，冲进个小山的忠实粉丝，大喊大叫：“小山哥，三大队和六大队打起来啦！”
小山拽着我，跳上摩托车，直奔村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每个村子还保留着大队的称呼，就是所谓的生产大队。
两边起码聚齐了一百多号人，人人手举锄头铁耙，僵持在两村相交的路口，破口大骂。
我一眼认出来满头是血的马莉。
然后小山的眼睛通红，咆哮一声杀了进去。
在那场可怕的斗殴之后，我曾经仔细数了数，跟小山一共见面三次。
前年国庆节，我回老家，在马路边的饭馆前看到了一个中年胖子，乐呵呵地笑着，怀里抱着婴儿。我迟疑地喊：“小山。”他冲我客气地笑笑，说：“回来了？”
我们在他饭馆吃了顿，口味一般，喝了很多。他醉醺醺地说：“你知道吗，我坐了四年牢。但老天对我很好。 ”
我回头看看抱着婴儿的马莉，马莉左眼无光，右眼流露着对孩子的无限温柔。
十多年前，她的左眼就是戴着假眼珠。
我一直在想，小山困守在落后的小镇，要文化文化没有，要家产家产没有，对，就是困守，却坚守着一个瞎了眼的女人。
而飞出去的兄弟们，如今离了几遭的有，浑浑噩噩的有。
究竟谁对这世界更负责些？
回到初中年代，那场斗殴的现场。
在三大队村长的咆哮声里，他喊得最多的词语就是qiáng_jiān 。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作qiáng_jiān 。听旁边人议论，六大队一个混子，qiáng_jiān 了三大队的一个村姑。因此双方聚众火并，却因为初中生年纪的小山改变了局面。
小山，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七，八十公斤，脾气暴烈。
小山脾气暴烈，只是对我显得宽容。
小学六年级，我一直生活在对小山的深深愧疚中。
开学文艺会演，欢度国庆。我们排了个小品，按照梁祝的故事，在老师指导下拼凑了简易的剧情。
小山虽然又高又胖，但身为帮主，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衬托帮主的形象。
马莉饰演祝英台。
彩排得好好的，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黑压压一片，却捅了娄子。
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马文才登门求亲，梁山伯见势不妙，赶紧也求亲。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手里捧着文书，脚下互相踹着。
台下哄堂大笑。
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
台下鸦雀无声。
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小声地喊：“错了错了！”
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
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死死不肯松开，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
我和小山打台球，偶尔会提起这件事，他随意地搂住我，笑呵呵地说：“自家兄弟，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大家一样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