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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钞关都派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设置钞关则从此时开始，对于这道指令杨峥还是赞同的，这其实就是在征收一些海上的税收，自永乐年后，海禁打开，沿海一带因为大海而繁荣昌盛，不少商家获了不少好处，但大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设置，从而白白丧失了不少银子，可以说是朝廷的一大失误，当然了，说起来这也怪不得朝廷，大明自从朱元璋立国开始，就实行海禁，至于原因，从史书里记载说：方国珍、张士城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这一说法，也提到：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洪武三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的居民徙迁内陆。彻底断绝了大海，没了大海自不用设置关卡，收取船税，整个洪武一朝，根本没这个说法。
但朱元璋寄托希望海禁来巩固大明海关的作用并不显著，反而引发起了新的矛盾，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朱元璋“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明末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这种弊端到朱棣时，才得以改善，朱棣为了寻找建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虽说目的有些不可思议，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是对海禁大有好处，尤其是郑和下西洋，除了寻找建文帝外，还做了不少官方贸易，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因此在用了一朝，朱棣虽在海禁，上“一遵洪武事例禁治”，甚至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但环境毕竟松弛了些，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繁荣，一时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