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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和样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这个典故并不难，王振毕竟是诵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与孟子这番话儿还是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以孟子的话儿说，政治国的国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是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有切身体会的了，可谓是说得生动而又有说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则啊？”杨峥语重深长的道。
王振独自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的肃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话，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气了，杨某说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远，希望公公可要坚持下去，日后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话？”杨峥带着几分劝慰的语气道。
王振期初没觉得什么，这会儿思索下来，越发觉得眼前的局面豁然开朗，自己的位置诚如杨峥所言，想要建功立业，关键还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到底就是在国事上有所建树，做些让天下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勋了！局面明亮，就越觉得杨峥实在不简单”。此时再听他这一番劝慰的话儿，竟也能用力的点了点头道：“杨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么做了？“
杨峥不知自己这一番话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这么做也只是做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至于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也难得去想，说过就算。
有了这一番交心的话儿，两人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杨峥说了安南的趣事儿，而王振则说了京城事儿，说来说去，气氛说不出好，直到日暮时分，两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间，返回将军府邸。
因为按照王振给的准确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这两日，安南虽平定，局面也紧紧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还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顿酒席，杨峥便没去，回去与大小姐、沈艳秋说了一番话儿，便让人请来了阮虎，吕海、萧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儿后，第二日一早就赶到了将军府，杨峥叫来徐朗、黄福等人，开始对众人自己交代，因时间紧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内容很简单，主要针对一条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业上的问题。
与一条鞭法很简单，安南既作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该缴纳的税收不能少，必须按照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的规定向朝廷缴纳税收，。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同样要继续保持，这一点必须阮家来维持，这一点没有半分讨价还价的理由，事实上不用杨峥交代，百姓也都愿意上交这点税收，彼此往日的税收，这一条鞭法虽在税收的数目上没什么改变，但好在简化了不少，总共起来只有三步，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无需朝廷催促，这两年每次到了点，百姓都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谷物都送到了交州城，这也难怪，比起往日的混乱税收，一条鞭法后，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那些从事商业的商贾可谓是大喜过望，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也可以用到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一条鞭法最为拥护，每年上缴税收，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所以杨峥的这一番嘱咐，阮虎答应的最为爽快。
而对占人，哀牢，岁月虽说是彭家的私人产业，但身为朝廷也是可以开展作坊，与彭家竞争，当然了，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以一种委托的方式，采取特许经营的商家，共同促进哀劳、占人的软料，大明朝廷对他们提供的特许者给予保护，也给予优惠，而身为获得官方认可的经营者，除了缴纳税收外，还要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不可有半分的拖欠，本来彭家进入占人、哀牢就有不少人眼热，虽说在安南，但朝廷不少言官还是很惦记，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杨峥才参照前世的私企以及与国企的经验加以改造，一来彭家与朝廷可以自由竞争，顺应市场，二来，这种良性竞争，也可以给朝廷，也彭家带来技术上的改进，质量上的好坏，以及产量上多少，如此也算是给朝廷谋取了些福利，只要朝廷经营得好，在占人、哀牢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是有些好处的。
当然了，这么做引起的非议还是有一些，但他早就上表朝廷，建议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冉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本没指望朝廷答应，但他显然是低估了年轻皇帝的心思，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如此一来，那些再有异议的官儿，也不敢多说什么，再说了经过杨峥这一番改革，大明这两年，从安南、占人、哀牢获取的银子下少于三十万，这可是一笔巨款，对于国库空虚的大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这两年，他在安南做的一切有关经济上的改革，户部，礼部都一大力支持，这固然有皇帝、杨士奇的支持，但也不是从中获取好处的原因之一了，难的是只要杨峥推行的政策在安南、占人、哀牢继续执行的话，这份好处就源源不绝，年年都有，所以言官闹得再凶，也没什么说什么，不少官员还建议朝廷，将杨峥在安南所实行的改革，延伸推进，直接在大明的苏州、杭州、扬州、芜湖、南京、绍兴一带实施，若不是杨峥以时机尚未成熟唯由拒绝了，还真指不定在大明推广了下去，之所以还没答应，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如他所说条件尚未成熟。
依着他的构想，要推行自己这一步，怎么说也是大权在握才行，自己这个二品官儿虽也算得上封疆大吏，手握大权，但所管辖的也不过是安南一府之地，并不足以掌握整个大明的动向，这也是一条鞭法在大明一时没能实施下去，直到张居正挟天子的威严，才赢得了这场税收上的改革。
事实上，一条鞭法早在宣德初年就出现，那时候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
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并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西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蔡克廉倡议，并在隆庆二年由刘光济在江西实行一条鞭法。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条鞭法”改革历经百年，此期仍屡兴屡废，”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由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推动，”一条鞭法”才得以通行全国，成为稳定的制度。可见其阻力之大，眼下他自问还没这个能力，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因此也不敢贸然答应。
于税收上他比较谨慎，但在商业上他可就显得大刀阔斧得许多，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除了应付黎利外，倒也对安南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了考察，安南总体来说，受中原影响颇深，在商业上也差不多，可以说看到了安南的商业基本上能看到的大明全貌。
这一点通过这两年多的考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安南虽战乱不断，但商业却屡屡兴盛，按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安南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安南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黎利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