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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不知是心头太气，还是已看明白了这帮文臣根本不会答应将市舶司的利润分给自己，此时说话儿不免带着几分怒气，甚是有些抱怨，委屈。
众人微微楞了一下，显然是一直谨慎，治国有方的皇帝，会在银子面前，说出这样的不着调的话儿，一时人人目光都集中在朱瞻基的脸上。
朱瞻基似有所感，面上一热，但说出去的话儿，也不能收回，再说了自己说的是实话，这么说就给他们一个调子，这市舶司的银子可别想独吞，朕也是要些的。
杨荣微微定了定神，看皇帝神情这市舶司的银子是非要插手了，自己的那番话儿犹豫着要不要说，可人已经站起来了，总不能什么不说，稍作沉吟还是咬牙说开了：“皇上，自洪武爷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便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不仅如此，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惩罚不可谓不重？可结果如何，洪武爷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洪武爷“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可见海禁并没有给大明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是永乐年开海禁，下西洋，开拓海上航线，壮大我大明国威的同时，肃清了海上各种势力，使得我永乐年，既得交阯，又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康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开创永乐盛世。可皇上忘了，这事儿是永乐年，等先帝登基后停止下西洋，禁止商贾出海，如今算来已有六年之久了，这流年海防破坏如何微臣不得而知，但微臣前些年，让人去查实了一下，随着朝廷禁止下西洋，重新关闭了海防，沿海一带的渔民为生活所迫，流入海洋，充当倭寇，海盗，实则大多数是咱大明明人，他们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形成一股又一股的实力，在海上为非作歹，我大明如今开海禁，为了保证贸易安全，海防必须巩固，市舶司必须重建，如此一来，所消耗的银两只怕不多，况且时隔六年重下西洋，西洋诸国未必肯来与大明贸易，所以微臣以为，这市舶司的前期交易，银两只怕不会太多，我洪武爷当年定下规矩，内库以天下为公，所以皇上的内库之银只怕……？”
这话儿虽没说完，但人人都听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场上众人纷纷颔首，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