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爷子似也很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聊天，笑着道：“这个很好理解，郑和的下西洋是在永乐年，大明立国不久，各方面都尚未进入稳定，百姓也好商人也罢更多的关注是自身的安危，而这个时候下西洋非但不能带来好处，反而因下西洋带来做不完的徭役，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百姓商人的身上，对于下西洋自是没有什么好感这个骂上几句，那个呵斥几声，加上朝廷的那帮文人吹波助澜，恶意激化百姓与商人的仇恨情绪，一来二去西洋之行就成了百姓商人眼中的万恶之源了，如今可不一样了，从永乐二十二年算上今年整整八年了，八年大明变化太大了，朝廷也用不着修建北京城，也不用出兵蒙古，疏通大运河，编修书籍，甚至连下西洋这样的壮举都停了下来，这种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大明从永乐年的一件一件的大事中走了出来，老朽虽没见过当今圣上，可从他登基六年，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使得天下安定，在这样的局面下，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商人的机会也就来了，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足以赶超宋代的东南了，而这个时候以各地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的“商帮”，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他们开始在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从中可没少赚取好处，非但如此，朝廷局面的安稳，也给商人带来了好时机，许多限制都被打破，商人经营的范围迅速扩大：北至真定、永平、顺平，“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下直沽渔阳”；南达两粤云贵，“食不待贾，而贾恒集”；东则齐鲁闽越，“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西到巴蜀汉中关外，“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可以说八年后的大明非但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就是商人也彻彻底底迎来了最好的时机，一步一步走向壮大。
但这种壮大的力量并不大迅速，甚至可以说是诸多的阻扰，先是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商人地位上与他们无法抗衡，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就仰仗对方过火，这种憋屈的局面，让更多的商人将目光看向了大海，哪里风险大，利润大，银子多，那些西洋人对大明的需求量也大，一旦放开了做，大量外销赚取西洋诸国的银子并不难，就是官家经营也得靠真本事，在一切平等的局势下，呼吁朝廷开放海禁，重新下西洋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商人们心里可清楚的很，唯有大明的宝船继续远航，大明海洋的大门就永远不会向他们关上。他们不可与朝廷争夺利益，但下西洋也不是一无所出，它带来的西洋诸国这对于商人来说，就是老天爷送给他们的财富，他们不欢呼才怪呢？“
“这么说下西洋还是当年的那个西洋，但百姓与商人的看法已有了改变，与闭关锁国相比，他们更愿意看到大明的海航永无止境的走下去，他们好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商业利益。“杨峥总结性的说道。
彭老爷子颔了颔首道：“大致是这样的，其他的也不是没有，大明的海禁足足禁了八年，八年沿海一代的百姓虽少了徭役，可日子并不好过，没了海洋他们失去乃以生存的东西，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巨大海患让朝廷有志之士多有呼喊，让沿海一带的商贾也开始重视下西洋所带来的好处，对于当年的抵制慢慢变为呼吁，到如今百姓听闻西洋之行并非一味的劳民伤财，而是与海外诸国开展贸易往来，但凡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市舶司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在这种局面下，百姓怒气消去了，自然是大力支持了！”
杨峥颔了颔首道：“的确如此啊，一旦下西洋重新确立，那么意味着朝廷的海禁必须重新开启，虽说朝廷有诸多的限制，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朝廷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相对于沿海的百姓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虽也能养活他们，但日子毕竟是紧巴巴，海上才是他们的天堂，唯有大海才能给他们想要的好日子，不支持才是怪事？“
彭万里笑着道：“这都是当今圣上英明神武才有此局面，如今下西洋与西洋诸国贸易往来，带给朝天带给沿海百姓都是莫大的利益，这样的海航不怕大人笑话，就是老朽也希望他永远这么走下去，一直到世界的尽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