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市舶司多是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以至于市舶司多年作用并不明显，随着郑和下西洋停止后，几乎荒废，让人不免惋惜，这一番研究杨峥发现，大明的市舶司之所以比不上宋代，一方面固然有明朝自洪武起就不注重海上贸易有关，另一番也是明代统治者不善于管理市舶司有关，使得市舶司难以发挥到真正的作用，久而久之便无人重视了。
郑和临走之时的构想虽说有些大胆，但不可否认并非不可实施，天下的商莫不是讲一个“利”字，利益大，利益长，万物必能长长久久，下西洋如此，市舶司同样如此，宋代市舶司能贯穿整个宋代三百年除了宋代疆土狭小，赵宋当权者不得不将目光方向海外之外，最大的原因在于宋代市舶司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海外的贸易通过市舶司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大宗的货物，田市舶司收买，市舶司不要的，才允许私商购销。北宋庆历中，每年商税收入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缗，熙宁年间更多一些，约占总缗钱的三分之一。利益不可谓不大，据所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海口中转站就是让“远人”“远物”短暂停留的港口。这种巨大的利益让宋高宗十分欢喜，忍不住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说出了一番赞扬的话：“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上面鼓励，下面自是卖力干活，宋朝为了增加舶税收入，鼓励、招引舶舟来华，为此专门设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在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的南海广大区域加强海域巡逻，其目的是保证越来越多到海口港中转、补给、避风货船的安全，管理上的严谨，利益上的驱使，加上自身的需要，商人的繁荣，使得宋代的市舶司一直繁荣昌盛，可以说宋代的市舶司能够长久，一方面固然是当权者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市舶司日益强大的利益回馈，否则宋代固然商业繁荣，没了市舶司三分之一的的利益作为后盾，很难想象宋代的商业能达到中国古代商业最高峰的局面。
相对于宋代的市舶司，大明的市舶司就显得破落许多，这其中固然有当权者不支持的态度，关闭海关的因素在里面，但在永乐后，市舶司也不是没有短暂的辉煌，可辉煌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兴起，随后又随西洋之行而走向没落，杨峥在考究时发现，与宋代的市舶司无比强大的贸易利益相比，明代就显得单薄了许多，这并非现有的市舶司不如宋代，事实上通过宋元两代的发展与完善，到了朱元璋时代市舶司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这个结果，杨峥从种种记录上探索，很快就寻到了答案，明代的市舶司无论是机构还是作用与前朝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市舶司的操作上，从永乐三年西洋之行的展开，朱棣为了偏于西洋诸国往来的便利，着实在大明各大海岸上修了不少市舶司，所担负的职责便是朝贡体系下的检查来华使团啊，你的使团到来是有商船的，要检查是否是在规定范围内，然后进行抽税等，按说有税可抽，倒也不错，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朝贡，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也就是说市舶司可以收取税收，但有诸多的限制，不准私自来。这也是为何海上贸易有许多冒充朝贡的记录，没了来往各国的私人贸易，再大的朝贡也难以维持平衡，况且朱棣为彰显大国风范，许多的朝贡几乎是免费的，非但如此，朝贡贸易的数量并不多，朱元璋登基不久，就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朱元璋也洪武三年定下规矩，朝鲜、占城、安南、暹罗、爪哇等是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整个洪武一朝，朝鲜朝贡六十次左右，平均一年两次，明成祖二十二年间朝鲜朝贡九十一次，平均一年四次。因为沿海有倭寇出没，对日本的限制又严一些，为十年一贡，限制人数也在200人以内，船只两艘以内，规矩是不错，可惜执行起来并不算好，许多都成了一纸空文，在永乐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许多国家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好处，从中大获其利，永乐元年日本遣使300多人来贡，后来的7年之内，日本有8次朝贡，平均一年一贡还多，所使贡船通常多达5至6艘之多，他们打着朝贡的贸易名头，以极低下的海关税收，与大明进行的贸易，从中获取好处，亏的只是大明而已，
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平均每年十五次，最多一次有一十八个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数量庞大的使团不断的来往大明，让当权者沉浸在一片王国来朝的巨大局面之中，惊喜的他们为了脸面，不得不重新开了宁波、广州、泉州等市舶司，无论是人员的安排上，还是规模上无疑都超过了宋代，唯一让人惋惜的是市舶司有接待来使的使命，却没有也有抽分收税的职能，不能形成独有的利益，没了利益的趋势维持，只能是昙花一现，除了让人偶尔想起昔日辉煌的场面之外，并无多大的用处。
杨峥重建市舶司，目的很明确，以市舶司为扭动，促进海上贸易，使大明从闭关之国走上海上贸易的大国，他相信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难事，随着海禁的解除，西洋之行重新开启，有着良好海军的基础，与西洋诸国的贸易开展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重新走上宋代的海上贸易，其实大有可为，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如何改变延续了数十年的祖宗规矩，要说大明文人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们前赴后继强权骨气的话，那最让人头疼的便是他们对祖宗规矩固执的认同感，这种固执感以至于杨峥对上一次开海禁还记忆犹新，再想到一百年后的嘉靖皇帝与文人的那场大礼争，这场争斗说起来不过使用儿子想认爹妈的问题，可满朝文武愣是不答应，引出了一场大礼争，前赴后继的文人你来我往骂得不亦说乎，迫使朱厚熜不得不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可即便是这样的结果，仍是没人没放弃，不得不说文人固执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