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得长叹了声，道：“沈家可知道这抓到了哪儿去了？”
那衙役道：“在苏州镇守太监刘宁的府上？”
杨峥一愣，自言自语的道：“怎么在他的府邸？”
明朝开国者朱元璋虽在开国之初，便定下了许多规矩，其中有不可更改的，如依朱元璋所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纵观明朝始末，这个规矩并没有破，但其他许多规矩却破了不少，其中以太监破坏的最严重。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承皇位，这位羸弱的皇帝，根本压制不住自己的各位叔叔，因处理不当，终造成了靖难之役，丢了皇帝的宝座。
朱棣从侄儿手中抢过皇位，皇位算是来路不正，在那个道统为尊的时代，这是致命的，所以在登基之初，许多官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潜往各地进行各种方式的对抗，建文帝也下落不明。这些隐患让朱棣寝食难安，为此他不惜一次又一次竖起了手中的屠刀，先后制造了灭十族、瓜州蔓、前后杀掉旧臣及其亲朋、宫女不下六千人，可屠刀竖得再多，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加上朱棣杀的各地有功将领不少，使得朝廷出现无将领可用的局面，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的迅速复苏，整个北部边防显得过於空虚。淇国公丘福奉命征讨蒙古，结果全军覆没，随成祖起兵的重要将领几乎阵亡过半，再这样的局面下，朱棣便设置了镇守中官制，这个目的是派遣军事将领往各地镇守，以求稳定内地，防御外患。
期初，派遣的多是建文帝的旧臣，许多还是文人，建文四年九、十月间，最先派出的几位镇守总兵为例，何福曾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於淮北；顾成从耿炳文御燕师，战於真定；韩观也奉命练兵德州，抗御燕师；虽然归降后受到优礼，分别镇守宁夏、贵州、广西，但毕竟往事耿耿，朱棣对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放心。但这种不放心并非一般的君主对将领的猜忌，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心态。中官随何福等出镇，说是因为“争功不已”，实是掩人耳目，他们负有监视总兵的特殊使命。即使象宋琥，既是靖难勋臣，又是成祖女婿，也仍遣中官察其行为，中官说到底就是一种变相的监视，但文官武将多有自己的准则，而且许多都是建文帝旧臣，并没有达到朱棣的目的，且用起来并不顺手，所以在朱棣后期，中官制从文臣渐渐演变为了太监。
期初，碍于朱元璋定下的太监不可干政的铁律，朱棣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派遣的太监也多是临时性差遣，且往往负有特殊使命，事毕即还。如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役卒二万七千余人出海、遣山寿等领骑出云州；又如永乐六年正月遣王安往别失八里探寻本雅失里的去向，永乐八年十二月命马靖巡视甘肃等即是。随着一些“出镇”中官如王彦、王安等的久驻一地，但凡事开了头，在想制止就不容易了，况且这些太监比起文官武将没底线，往往为了取悦皇帝，探查的消息作用更大，渐渐让皇帝对他们越发信任，随着永乐后期，江山的巩固，皇权得以升华，中官的出镇也由临时性差遣逐渐演变为正式任命，即在各地正式设置“镇守中官”。郑和由领兵使番到守备南京，王安由往别失八里到镇守甘肃，嫣然是一方诸侯了。
宣宗登基之初，这项制度非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继续发扬壮大，洪熙元年七月，刚刚登基不足一月的宣宗，便命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论之曰：“朕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有未安。尔内臣，朝夕侍左右者，当副委托，务令军民安生乐业。凡所行事，必与总兵官黔国公及三司计议施行，仍具奏闻。遇有警备，则相机调遣，毋擅权自用及肆贪虐。盖尔辈出外，鲜有不恃宠骄傲者。若稍违朕者，治以重法，必不尔贷。”自此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置镇守中官，凡有镇守总兵官处，均设镇守太监，有分守参将处，设分守少监，有武职守备处，亦设中官守备，一般是监丞、奉御、内使等，形成了镇守武臣和镇守中官两套完整的系统。各城堡关隘，又多设监枪内官，专护火器，武职军官对此不得染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宣德至景泰的三十年里，诸边设镇守中官的就有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延绥、苏州、辽东、万全、独石、怀来、密云、永宁、蔚州及紫荆关、雁门关、居庸关等三十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