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话立即引起了不少老者的共鸣，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目的并非为了什么宏图霸业，也不是为了恢复祖的无荣耀，他们更多的是了为了那一口铁锅，一匹等的丝绸，一把烟草、一盒茶叶，一些常见的药草仅此而言，为此，他们戎马了半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兄弟、朋友，可到头来他们的努力厮杀，并没有换取妻儿老小更好的生活，他们依旧穿不好衣服，吃不热汤，甚至连一把好的烟草，一些常见的药草都没有，如今他们的老了，打不动了，想的无非是老天爷的眷顾，让他们能有一个安详的晚年，让他的子孙后代能活着回来，战事的残酷让他们更渴望安宁。
脱脱不花眼圈早已通红如火，那双漆黑的眸子从眼前的这一张张期盼而陌生的面容看了过去，这是他的子民，他们的一生期盼不过是过几天安稳的日子，能喝一口热汤，穿一件像样的衣衫，孩子病了能有一把治病的药材，想抽烟的时候，能买到一把等的烟丝，这个要求并不算高，他是这样的低要求，他竟也无法满足。他心头忽的生出一副愧疚来，身为他们的可汗，身为成吉思汗的子孙，这么多年来，到了今日他才知道自己的子民竟过得如此艰苦。
杨峥也没料到这些蒙古百姓过得如此困苦，惊讶之余，也生出几分同情来，原以农业经济为主体，这种经济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在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除盐铁外，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而蒙古以游牧为主，这种经济模式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随着游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于种植业的依赖越高，要求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的商品交换，以解决生产、生活用品缺等社会问题。交换也成了赖以生存的首选了，原虽有为数不多的贸易，但在经济往来，主要是一种“赐”、“贡”的贸易形式，属内敛型的贸易，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国特产，到外国后，都是把这些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同时接受该国的所谓“贡品”，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宝等特产，并不计较经济得失，属于一种“货换货，二头乐”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互相往来的意义远经济的意义重大。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迫于生活游牧民族通常采取了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形成了一种战争、掠夺、和亲、互市反复循环的路子，但在这种循环的模式当，游牧民族不稳定性大多数是处于被动状态。
大明与蒙古彼此仇恨了差不多两百年了，两百年没有和亲，面前有互市也都是诸多限制，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蒙古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当休整的鞑子实力强大后，不得不走了一条通过战场抢夺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个代价付极高，可他们不得不去做，反过来的是大明为了防止鞑子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
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牧区在生产和生活更加困难，鞑子越是困苦，越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所以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酿成战事。大明也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应付鞑子的战事，但游牧民族马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加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因此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大明全年财政收入的1/4以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百，这其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在这种行径下，边疆的军防也破坏得严重，生活在此处的百姓苦不堪言，许多逃亡于蒙古地区，并逐渐定居于蒙古与大明的夹缝之，谁的势力大倒向谁，让大明的边疆情况越发复杂起来，常常让朝廷头疼不已，这也是他迫不及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