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10年的时候，求新机器厂已经开发出了割水草刀机这样的细分市场机器，装在船上用来清理河道十分方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制造3000、5000吨级数的轮船了，承接了美国两首3000吨级轮船，结果因为战争期间钢材价格暴涨，美国人支付了100万两银子，结果还亏损了50万，险些被法国人把船厂给收走了，谢冠辉当时出手支援用杨子银行借款挽救了他。
欧战之后大繁荣期间他们才缓过精神，现在主营业务依然是开发出的新产品，水稻插秧机，装作小船上使用，在江南一带卖的还算不错，每年有100万两收入，30万两利润。
只是这种规模，跟山东造船厂、兵工厂以及西门子工厂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但中国不能总靠西门子，哪怕杨潮现在已经持有西门子超过半数的股份，能有一两个中国公司跟西门子竞争，杨潮非常乐意看到。
上海作为第二大重工业基地，不但有求新机器厂这样的企业，也有金陵机器局、江南造船厂这样的从洋务运动时代传承下来的企业，工业基础是比较完善的，只是规模都比较小。
“看看，上海有哪些公司可以承接大型设备制造，就算没有能力的，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承接，如果有魄力，我们可以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增购机器，提高生产能力和加工水平。必要的时候，还有专业的美国人手把手教他们。”
杨潮给他们把路铺好，敢不敢走就他们自己了。
杨潮还是低估了上海这些民族资本家的魄力了，比如新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就是专门从事电站设备安装的，不过制造方面只制造一些辅机，没有生产大型设备的能力，以前全靠进口，现在主要从山东采购，这家有魄力不足为奇，因为他的创办者本就是有魄力的，董事长是张謇那家伙，鼓动还有梁启超、汪大燮等人。
杨景时创办的益中机器有限公司，他们是国内最早生产异步电机的公司，非常愿意承接水轮机的制造。还有生产发电机的华生电器制造厂、钱镛记电器厂；生产内燃机、柴油机的新祥机器厂等。
反正能粘的上边的工厂都愿意参与这项工程，哪怕沾不上边的也愿意挤进来，比如生产灯泡的亚浦耳电器都很愿意承接电线电缆生产，但专业生产电缆的培成电业厂还不乐意呢。
至于要贷款添置设备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只要你敢贷他就敢借，这确实是一群野狼，别的没有，胆子大的很。
最终有强烈意愿的企业竟然多达一百多家，相比上海上千家机器制造业规模企业来说，比例不算高，但对于生产电器的企业来说，几乎全都参与了，大多数都是没有电气设备生产经验的厂家，大量机器厂，造船厂，甚至连电镀厂都想要分一杯羹。
杨潮让李富安挑出十家来，他不打算培养一百多家电力设备厂，因为根本培养不出来，因为一百多家这样的工厂，意味着没有一家能跟西门子竞争，能跟通用电气、西屋电器竞争，电力设备这种工业，产量不大，单品价值很高，利润也很高，但市场就那么大，养不活一百多家企业的，硬撑进来，只能造成大家都吃不饱，发展不起来。
培养这些企业的同事，西门子当然也不可能分不到一杯羹，不然他们就该像法国人一样说事了，强调一下他们才是第一台实用性的电磁发电机的发明者，他们的经验如何如何的。
杨潮决定拿出中国电力设备份额的一半，也就是总设备的四分之一，交给西门子总包，西门子是不会全都自己生产的，他们会分包出去，山东整个工业体系都能受益。
而上海这些公司，他们愿意自己生产就自己生产，他们愿意分配出去就分配出去，反正责任人是他们，验收不合格的责任由他们承担。相信这批野狼精明着呢，他们会找到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事实上，他们最后也选择了合作的方式，因为这些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有各种关系，什么同乡了，什么亲戚了，他们是一个圈子的人。
就这样，原本生产小型电动机的，发单机的，电力辅机的，甚至生产电风扇的，电线电缆、造灯泡的，都得到了大西南水电的大订单，最终形成了一个电力行业的野狼群体，在十几年后震撼整个世界。
只是杨潮觉得有些古怪，因为李富安对将订单交给上海这些企业，异乎寻常的积极，要知道上海可不是他的票仓，他的主要支持者在山东和东北，是山东造船业、炼钢厂那些大型工业巨头，可不是上海的中小型电气工业群狼。
只能说李富安在用手里的权力，来给自己寻求新的支持力量。
对此杨潮不打算干涉，这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权力的博弈，水至清则无鱼，当你想要让水彻底清澈的时候，你得到的只能是一潭死水，就好像，斯大林多疑，反而没人敢在他面前说真话，都说他喜欢听的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