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互助法案都不签，那么大唐显然没办法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盟友。而且对于新生的巴西而言，签订这样的互助法案，对于巴西还是很有好处的。蒂特斯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才能够强国。而大唐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工业国，也是世界第一工业技术和设备的提供方，如果能在此取得免税，那么巴西发展工业的成本就会下降了。
单纯考量谁占了更多便宜是没有价值的，巴西独立后不会很富裕，必须一块钱拆成两半来用，势必能够减少一些成本就减少一些了。
再者大唐生产的各种消费品，如果以免税的形式进入巴西，虽然对巴西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同样会大幅度地削减人们的生活开支。这点从其他南美三国身上就能看得到，以前他们只能购买昂贵而劣质的西班牙产品，但现在来自大唐门类齐全的各种商品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也使得人们切实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单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而限制大唐商品，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再说，现在巴西也没有多少民族产业可以保护。
蒂特斯其实更多是将大唐作为一个后路和保底，如果他的初次革命无法成功，那么拉上大唐也随即可以实现了。在美洲来说，人们对于大唐的强大有着更直观的认识。蒂特斯认为在美洲作战，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击败大唐共和国。所以，美洲革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大唐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
蒂特斯本人出生在一个小庄园主家庭，父母早亡，之后投靠教父学习外科医术为生，这也是他被称为蒂特斯的原因。在1776年蒂拉登特斯加入了葡萄牙龙骑兵团，但之后晋升中因为自己本土人的身份屡遭歧视。北美独立战争和启蒙思想都影响了他，使得他对于葡萄牙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并希望争取巴西独立。
1782年以后蒂特斯开始接触到来自大唐的国际主义，并且深深地为这种逻辑严密、包罗万象、堪称革命圣经的理论折服。从此蒂特斯便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者，并且开始在巴西发展国际主义的信徒。四年后蒂特斯成功当选了巴西国革的党首，更加加速了他对巴西革命的部署和计划。
长久以来，第一国际都是巴西国革的主要赞助者和支持者，巴西国革也毫无疑问是第一国际的下属机构。蒂特斯清楚，国革的革命是绕不开第一国际的，而且第一国际也确实能够提供非常多的助益，但蒂特斯还是比较提防第一国际乃至大唐对巴西的控制和渗透。
他的提防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大唐也确实希望对南美国家有很强的控制之心，不仅仅是简单的门罗主义的问题，而大唐希望以国际主义、第一国际、互助法案等一系列的手段，将南美国家至于自己的间接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