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处置这些逆臣乱党，董厥、樊建等人的建议是一律处斩，夷灭三族，毕竟许游等人所犯的是谋逆大罪，而谋逆罪被处极刑也是有例可循的。
荆襄派系与益州派系的交锋由来已久，虽然说这些年双方的矛盾已经弱化了不少，甚至为了对抗姜维的主战派。荆益两派也曾联手打压。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派系之争，却也无法消弥双方的裂痕。如果真的是捉住机会的话，双方都有致对方于死地的想法。
现在整个益州派参与到了谋刺天子的兵变之中，对于荆襄系而言，这无疑是打压对方最后的机会，益州系的领头羊谯周已经畏罪自杀，如果能再将许游周巨等人除掉。那整个的益州派必将会一蹶不振，荆襄系地位必然得到巩固和加强。
正因为有这样的私心作崇，以董厥和樊建为首的荆襄在处治逆党之事上是力主严惩。
不过刘胤却有不同意见。刘胤对于朝廷内部的党争是深恶痛绝，蜀汉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各个派系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蜀汉王朝就在这样的内耗之下国力日衰，最终走向覆灭的边缘。
谯周的死不值得同情，他完全是咎由自取，但董厥樊建这些人的落井下石，却让人感到齿冷。蜀汉朝廷走到这一步，已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荆襄派这些人直到现在，依然还固守他们小集团的利益，将蜀汉大局弃之于脑后，让人无语。
杀掉许游周巨这些人固然容易，但因此而引发的后果，却是无可估量的。益州士家这棵大树在巴蜀之地上已经生长了几百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枝叶繁复，谯周许游周巨这些人，最多也不过是这棵参天的大树上几根看起来比较显然的枝干罢了，就算是斩除，益州势力的根基也没一定能撼得动。
相反的，如果除掉许游周巨，整个益州系的底层势力就会震动，出于怨恨，出于恐惧，只会让他们更加地铤而走险，或揭竿而起，或投吴降魏，不管那种结果，对于多事之秋的蜀汉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刘胤力主轻罚，将斩首夷族之刑改判为流徙之刑，将许游周巨等人及家属流配的蜀汉最远的永昌郡去，永不录用。
将益州派系的首脑人物流配，一则可以显示皇恩浩荡，二则可以震慑益州派的底层势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南迁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此事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极大的动乱，危害到蜀汉的统治基础。
刘胤的建议得到了张绍和霍弋的支持，刘禅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大开杀戒，遂准了刘胤所奏，将许游、吴巨、尹宗、李虎、谯熙、王佑等三十多人流放到永昌郡，一并流放的还有他们的亲族，即使不算三族，那也有数千人众，可见这些益家士家的底蕴有多么的深厚。
参与叛乱的的其实远不止这三十余家，只不是过谯家许家周家等是益州的豪门大族，其他的一些中小士家则是依附于这些大家族的。按照刘胤提出的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的原则，刘禅下旨赦免了这些中小士家，不过下令这些士家必须在两日内离开成都，迁往南中，否则二罪并罚。
迁移和流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迁移到南中之后乃是自由之身，流放到南中则是犯罪之身，两者的待遇天差地别。经过此次事件之后，益州士族也就安份了许多，乖乖地迁往了南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