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在白鹿原征收的十余种捐税的名目创造了历史之最。那些捐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由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两次甚至三次；不要说一般农户倾家荡产了也无法抵交，即使富裕农户也招架不住。百姓们根本不再相信有关这些捐税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合法性的说词，由最初的窃窃私怨到聚众公开谩骂。有人在白鹿镇十字街道上发现一个画写着田福贤模样和名字的煮熟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里都扎着钢针，很快被往来的人踩成粉末。诅咒的对象由本原的田福贤逐渐升级到滋水县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岳维山，随后一下子就上升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头上，白鹿镇街心十字道又一次发现画着蒋介石脸谱的煮熟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同样扎着一支支钢针……
卖壮丁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最早被抽丁当兵的壮丁，根本不以为进行这场战争对自个有任何好处，尤其是目睹了同伴僵死的尸首就纷纷开了小差回到原上；有的回来后被田福贤的保丁抓住又捆缚送入jūn_duì 。他们已经有了进出jūn_duì 的经验，往往在开赴战场的半路上就寻机逃走了；一来二去，他们已经精通此路，于是就自告奋勇卖起自身来了。他们把卖得的现洋交给父母或妻子，让他们去籴粮食，自己就走进联保所准备开拔，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他们毫发未损，又重新出现在村巷里。他们越卖越精，越卖越滑，迫使押解他们的jūn_rén 不得不动用绳索把他们一个个串结起来押上战场。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更加愚蠢的措施，被捆缚了手臂的士兵无法捉枪打仗，一旦解开绳索，他们逃跑的自由和机会就同时到来。一个靠绳索捆绑的士兵所支撑的政权无疑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也是最虚弱无能的政权……
鹿子霖被释放出狱回到白鹿村。他走过村巷时没有遇见一个族人乡党，径直走到自家屋院门前时，几乎认不出来了。那座漂亮的在白鹿村独一无二的门楼没有了，从白孝文手里买下来从白嘉轩房址上拆迁搬来的门房也没有了，做为门楼门墩的两个青石雕刻的狮子歪倒在厦屋的山墙根下，拆除房屋的地址上冒出来的椿树苗子已经窜过围墙了。鹿子霖垂手驻足站在打碎的瓦片和残断的苇箔地上，想到了从白嘉轩家拆除房屋的情景。女人鹿贺氏从上房里屋出来，走到台阶上瞅见了站在废墟上的男人，颠着一双小脚跑出二门时几乎栽倒，重新站稳之后就说：“他爸，你甭难受，门楼门房是我为救你卖的。”鹿子霖朗声说：“你卖得对，卖得好！这房嘛，不就是买来卖去的一码小事喀！”
“你不记得朱先生说的一句话了？‘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咱而今没招牌没累也没催命鬼了，只要你浑浑全全回来就好。”鹿贺氏一边倒茶递烟，一边给男人解心宽。鹿子霖在家主事的那么些年月里，这个家庭的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她的职能只是抚养两个儿子。兆鹏和兆海小小年纪被丈夫送到远离家屋的白鹿书院去念书，她就于惶寂中跪倒在佛龛面前了，早晚一炉香。后来她的兴致又集中到赶庙会上，方圆几十里内的大寺小庙的会日她都记得准确无误，不论刮风下雨都要把一份香蜡纸表送到各路神主面前。她起初不过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不无逛热闹寻开心的成份，后来就变成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而十分虔诚了。她默默地跪倒在佛爷观音菩萨药王爷关帝爷马王爷面前，祈祷各路神主护佑两个时刻都处在生死交界处的儿子……鹿子霖被押监，须得她自作主张的时候，鹿贺氏表现出了一般男人也少有的果决和干练，她不与任何亲戚朋友商量，就把老阿公和鹿子霖藏在牛槽底下墙壁夹缝和香椿树根下的黄货白货挖掏出来，把拭净了绿斑的银元和依然黄亮的金条送给那些掐着丈夫生死八字的人，她不仅没有唉声叹气痛心疾首，反而独自开心说：“我说嘛，把这些东西老藏着还不跟砖头瓦碴一样？而今倒派着用场了。”她接着卖牲畜卖田地，又卖了门楼和门房，辞退了长工刘谋儿，把所有钱财一次又一次间接或直接送给法院法官，县府的县长以及狱卒，只有送给县党部书记岳维山的一块金砖反弹了回来。只要鹿子霖一天还蹲在县监狱的黑屋子里，她就准备把这份家产卖光踢净，直到连一根蒿草棒子也不剩的地步。“我只要人。”她的主意既坚定又单纯，丝毫也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尽管这个男人有过最令女人妒恨的风流勾当，但这个家庭里不能没有鹿子霖。她的小儿子已经战死，大儿子寻不见踪影，要是再没有鹿子霖，她还有什么活头儿？无论在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她相信鹿子霖的半拉屁股比她的整个脸面还要顶用。她像往昔里四处求神拜佛一样，终于感动了民国政府的诸路神主，救回了男人鹿子霖。四处奔走搭救男人的社交活动开阔了她的眼界，也改变了她的气性，她甚至使鹿子霖吃惊地说：“整个滋水县凡我求拜过的神神儿，只有岳书记是一尊吃素不吃荤的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