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港琅琊，春秋闻名。
两汉以来，繁荣不减。
待蓟王凿穿内外循环水路，大兴航运之便。引天下宗王，齐效仿。琅琊王亦不例外。
先前，海贼猖獗。为阻贼接山海。时徐州刺史陶谦，禁海锁船。不许外船抵港。唯不其港，可供海市停泊。后得东海巨贾麋子仲游说，这才重开海禁。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诸国大造海船，欲学蓟王，通商海外诸国，开辟三熟寄田。飞云、盖海，无从造起。然木兰、白波，当可一试。不求直追蓟国造船，能觅得半数技艺，足可一用。我等无蓟王，远涉重洋，七海雄心。只求绕行南海，远至顿逊足以。
海外奇珍，一本万利。三熟美田，闻所未闻。无怪西王母私语武帝，中夏地薄。试想，西王母居于瑶池墉宫，治昆仑山。如何知，另有异土，比中夏地厚。
蓟王窃以为。后世“唐蕃古道”，亦或是“茶马古道”，必早有南下出口。若非有信众翻越喜马拉雅，备说详情。西王母焉知身毒土地肥美，一年数熟。遂告知武帝，中夏地薄。
只可惜，这条南下出口，尚不为汉人知。
只需凿穿南下之路。蓟王二路兵分。海陆并进，开疆拓土。身毒一地，当足可为百子王国。
时希雷娅女王问，还生否。
俗谓“量腹面食，度身而衣”。终归要量力而行。且看拓地几何，再做计较。
“勾践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便是琅琊台。后毁于战火。待秦统六国，始皇南登琅琊，徙民三万户于琅琊台下，重作琅琊台。
《水经注》载琅琊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其“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台下有路三，（各）阔三四丈，皆人力为之，盖砖级瓦，今仍称御路”。足见其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以此类比，碣石宫规模，与之相当。再深思，先秦古港，许皆“上设行宫，下置海港”。又如太始四年，“夏四月，（武帝）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当可佐证。
始皇曾三巡琅琊，居数月，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从琅琊港出海找寻长生不老之药，并在琅琊台刻石纪功。
台下西南大湾，便是今琅琊港之所在。湾前沙滩，相传为徐福造船处。港深湾阔，内连郡治。海船辐辏，商贾云集。为便于治理，琅琊港亦为军民两用，有徐州水军戍守。然港吏皆出琅琊国。
自废史立牧，州牧治军，已成常态。与治下诸侯国，类联盟中，盟众与盟主之关系。究其原因，自蓟王始，宗王权利扩大。临朝治政，亦成新常态。却非先前，混吃等死，无用之辈。
且蓟国大汉一藩，虎踞河北。赐加黄钺，代主征伐。若逼迫诸王过甚，胆有以下犯上，忤逆之嫌。蓟王必挥兵征讨，顷刻间，死无葬身地也。
先前“主弱臣强”，如今“主弱藩强”。
又说“主弱从强”。此有二意。弱主屈从，乃其一；因主弱，治下臣民从强自保，乃其二。
曹嵩，为官多年，前为大鸿胪，后拜大司农，掌管财政礼仪，因权导利，富可敌国。先帝时，欲捐钱一亿，为三公。足见巨富。
因知曹嵩有家财百余车。故徐州牧陶谦，遣都尉张闿，率二百骑兵沿途护送。
与历史不同。此去兖州，与曹操父子相会。无需翻山越岭，沿路而进。而是泛舟出海，绕大河之尾，再逆入大河，舟行至甄都。避开蟊贼遍地之泰山郡。
百车家财，一路车辙深沉。恰逢阴雨绵延，日行不过十余里。都尉张闿闻出身黄巾。常有斥候，与之私语。打量百辆大车并绵延深辙，目光闪烁，心意难明。
奈何沿途亭舍皆在。路上行人不断，车马不绝于道，时有商队往来。更加琅琊国富，为便于往来。“多作传舍，兴费人役”。更助通商互利。
人多眼杂，无所遁形。更加重车迟缓，且即便得手，亦无从销赃。
急切间，断难下手。
日落扎营。
曹嵩一家，自去传舍安居。
都尉张闿，心怀叵测，不便入内，遂扎营道旁。美其名曰，为曹公守备辎重，谨防为宵小所窃。
曹嵩不疑有他。且颇多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