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自草原西迁的回鹘各部就有甘州、西州和安西，各据一方各自为战的三姓；然后，又有散布在其间的党项、退浑（吐谷浑）、吐蕃、苏毗、鄯善、达旦等高原迁徙而来遗族；肃州龙氏杂胡为代表的本地土族豪强；又有由吐蕃奴役各族逃亡者聚合而成的温末，分为东部、西部、南部三大群落。
因此，无论是沿着昆仑山——祁连山——贺兰山南下河西走廊，还是迂回北庭境内走草原上的朝天可汗大道，都免不了被层出不穷的地方割据势力所勒索和抢劫；但这至少还是可以进行交涉的对象，至于可能遭遇那些多如牛毛而流窜如风的马贼沙盗，就此人货皆失的更是数不胜数。
因此，站在这个出发点上，于阗国才能成为归义军作为坚实和稳固的传统盟友，而从张议潮起兵反抗吐蕃开始，就始终支持归义军统合河西各路人马而成为一方稳定的势力和政权所在；事实上，当年这个目标差一点就被实现了，追随着归义军使者的于阗王子和大批西域商旅，入朝觐见并且得到大唐天子的赐宴。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就仿若是大唐的荣光和恩泽，又重新降临在了这些西北孤忠臣邦的身上。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年归义军的拓张脚步就被迫停止了下来，因为身为唐舅之国的朝廷派出使者，限制归义军在降服甘州回鹘之后，继续兼并和统治西州的回鹘各部。然后又将其册封为与归义军平起平坐的臣属。
接着又割凉州之地而别设节度使以泰宁兵镇守之，就此断绝了归义军想要升格为河西节度使的想念，然后议潮公亲自入朝想要令朝廷安心无虑；结果就此盘桓和蹉跎余生死在长安；却又在归义军的继承问题上留下来一系列后来的忧患和内乱。
因此，于阗前任的国主尉迟佤纳，愿意应大唐宰相郑畋之邀亲率健儿兴师助战中土定难，也未尝不是被其许诺重开商路在内的诸多条件所打动。只是现如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在前国主为此求之不得而身死兵败之后，而南下的商路却被重新打开，而迎来了新朝的使者和更多东土各地的商旅。
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没多少人想要为那个选错了阵营，而走上不归之路的国主做些什么了。甚至就连世代受到王室供养和扶持的佛门僧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被来自新朝的使者，所描绘的复兴西域诸多佛国，并且伺机反攻天竺祖地的伟大宏愿，所打动而不能自己了。
作为清心寡欲而修行自律的佛门中人，他们自然不会轻信任何一个使者空口白牙或是口绽莲花的许诺和说辞；但是再加上浩浩荡荡相随而来的大军作为背书和见证，以及同样规模庞大的中土僧团和来自天南海北的商队之后，就很难再说出任何质疑和抵触的话语来。
因为这些来自中土的僧众与他们形成了某种，无疑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微妙关系；如果他们不想就此被人取而代之的话，那就只有竭力参与进去而为光复佛国尽一份力量了；而商人和商团所代表的利益趋向，则是对代表了他们对于此间前景和未来的看好。
就像大漠之中干渴之人所逢的甘霖一般的，自然而让丝路沿途的大多数人为之所动。毕竟，自古以来作为东亚、东北亚传统贸易线上的绿洲城邦国家，几乎都是仰仗中土这个大市场和资源产出地，而维系兴衰变迁的。就像是后世的一带一路一般的朴素道理。
正所谓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一旦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链和民生基础之后，所谓空洞的民主自由和落后宗教的约束，就自然而然淡化了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西域最后的佛土，于阗国内这些年已经集聚了太多逃亡而来的各国信士百姓；因此也造成了不小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压力。
毕竟，于阗国再怎么强盛也是建立在流域绿洲上的政权，其国内的生态承载能力终究是有所极限的；而三王子之乱的结果，多少也有这种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的缘故之一。所以当有机会重归家园的时候，这些寄人篱下的逃亡之民也是表现的踊跃效从。
因此，仅仅是在于阗王城修整了七八天之后，一支变得更加庞大的联军再度启程；就此分兵两路，一路作为偏师的骑兵开始沿着横穿大漠（塔克拉玛干）的季节性河道绿洲，北上龟兹（国）镇故地且末（今新疆且末县附近）方向而去；而另一路伴随着大量僧侣和商团的大多人马，则是沿着传统的商路向西往鸭儿看（莎车国故地）开进去。
而在行进的驮马队列中的一辆特别改装过的高轮大车上，如今已经是新朝第一大茶商的王婆先，也在对着同行的窦冒礼，也是曾经的东市第一家的窦乂后人说道：
“不要觉得为难，这可是堪比博望侯（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啊!”
“更何况，当年那那班定远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如今咱们可是有数万大军可凭，还有一整个新朝为后盾啊！”
“更莫说如今非但没有匈奴一般的强项，新朝之主亦是看重开边之功，主张力所能及者皆可扬威域外，只要你我这一路上事有所成，怕还没有封爵之赏么？”
“自古素来都是功名只向马上取啊，但是如今我辈铜臭之人，也有机会凭借货殖通贸的本事得以封享爵禄的机会，哪怕是最寻常的民爵和士爵也好，那还不争相以赴啊！”
“归根结底，你若想复兴祖业，不光是要有挣钱的手段和敢于闯出来的机缘，也要有保住自己身家和维系身后子孙安乐长久的名分和权位，两者缺一而不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