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东忧涨海滨，思移副相倚陶钧。
楼台独坐江山月，舟楫先行泽国春。
遥想万家开户外，近闻群盗窜诸邻。
几时入去调元化，天下同为尧舜人。
《浙东献郑大夫》，作者：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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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波光浩渺的太湖之畔，一行人等也在沿着岸边平整过的土路轻驰而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念着这两句口诀的祁县王门子弟王仁寿，也已经变得皮肤古铜而满是粗糙皲裂的风尘之色，与大多数活跃在乡里的三支队成员无异了。
然而，这也是他们这些宣教系和农官系，乃至是镇反系统出身人员的普遍特征，或者说是一种隐隐然荣誉性质的象征。因为这也代表着他们常年精勤于基层事务，深入市井民间的最好佐证。
所以，当他们在被优先提任和受官之后，也有了一些公认的雅号“黑皮选人”“田授官”“披头士”。像是王仁寿，这次就在正常迁转之外，又优先辍拔了两级。
因此，得以直接越过吏目到长吏的等阶之别；从江西境内洪州防戍区的中级宣教干事，转任为江东道善后大使麾下，润州防戍区的督学佐副，距离选官最初级的下县典事和训正官，也不过是三四级的差距了。
故而他眼下所要负责的事物，主要就是在新占据的江东之地，逐城逐县推行工读一体的童子营制度；以三支队户籍普查和边册的成果为基础，半强制半诱导的促使百姓士民，将家中适龄子弟按户送读。
进而，再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技工所、农艺所、医护竂、织造院、供销所、船运所、少兵营等各类百工技艺的培训和见习分野门类；乃至更高层面进修的大讲习所诸科分院。
以为大都督府长久事业提供合用的人手；并且逐步取代和接替那些，旧朝体系内得以暂时留用下来的人员所属，或又是就地投献的地方士人。
只是他在太平军治下见识的越多，于体制内感触的越深，就越发对于自己的家族悲观失望起来。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自己的家门和族人过往所秉持和坚守的那套东西，还能在在这种滚滚大势面前坚持多久么。
毕竟，作为一个累世冠缨、金堂玉马的山东士族典范与头等家门；虽然王门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想要救亡图存以求变。但是如此大家业和族人的体量、惯性，想要做出相应的改变都是尤为艰难的。
尤其是在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危亡旦夕的最后那一步，而令抱残守缺的大多数人尚且抱有侥幸心理的情况下，想要在触及他们习以为常的利益和惯例而进行变通。
就算是身居高位而执掌朝堂权柄的当代家主，也不免要遭到抵触甚至是反噬亦然。就更别说是他这一个被抛出来，自生自灭式另寻出路的支系子弟了。
因此，虽然他距离当初的目标又更近了好几步，但也不免在无处倾诉和排解的私底下，变得愈发沮丧和郁闷起来。好在他因为“无心插柳柳成荫”式几篇《江东、江西世族的乡土差异》呈文，被选中刊载在了《太平时要》上。
不但获得了实物和名誉上的嘉奖，也由此引来一位上层贵人的赏识和看重，而特地指名让他保留本职而借调和归属到了江东善后大使衙门的麾下。
那位就大唐前桂管经略使李攒，也是历年投诚太平军的官属将吏当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大守臣/连帅；更兼他早在安南之战中就以家国大义，为太平军出力过。
因此，他不但得受都督府诸曹之首兵曹的訾议职衔，还在如今江东善后大使衙门，兼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要员序列当中，赫然也有他的一席之地。
而与王仁寿同行的还有另一位李瓒的直属手下，同样也是自昔日潭州之战的朝廷劲旅光州军，归顺而来的骑都将杨师厚；如今破格就任兵曹下训作科与条令科的督导官、骑科教习长。
只见这位形容俊阔的前官军骑将，亦是一身寻常太平军士铁灰衫袍和青胯绑腿的打扮，虽然其骑乘在马背上，却是手中时不时的掏出一把盐炒黄豆来，嚼得咯吱作响。
只是他虽然话不多，时不时顾盼巡娑左右的目光，隐隐还有某种被千锤万锻之后镔铁似的坚韧和森然，却让王仁寿攀谈和打探的语气不由自主放低了几分。
此行杨师厚的任务，则主要是考察在浙西的太湖流域，择地地进行养马和建造大型牲畜厩场的可能性。毕竟，自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争霸开始，这里就有大量使用战车和骑兵的记录了。
虽然不可能养出具有北地特色的健马、战马来，但哪怕是作为普通代步的骑乘马或是挽马，也是有着极大的用处和需求的。毕竟，这个时代还没有点出蒸汽机科技树之前，畜力始终是各种工矿生产的重要辅助手段。
就像是江西道赣州附近的龙山大草场，虽然太平军入手的较晚；但是已然存栏牛畜近十万头；每年出栏的马匹上千，大畜高达五六千头。
此外，又有收复邵州（湖南邵阳市）全境后开辟的南山牧场；占据宣歙（奉国军）节度使的理所宣州之后，在泾县所接管的长滩厩场；
乃至在岭南的桂州、龙州，山南的金、商、随等地，相继接管和恢复的大小官牧、厩场。为太平军常年稳定提供了大量肉食皮毛角筋制品和畜力、代步工具来源。
虽然，从江南地理上看，并不乏大大小小的草场和草原，但是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宜养马的。要经过实地具体考察过相应的水土气候、植被种类、地势走向，才能够确定最后的结果。
毕竟，马儿也不是什么草都可以吃的，也相对喜欢海拔较高开阔凉爽通风的台地、高原环境；放到暑热湿重、蚊蝇滋生的地方去，很容易就因为皮肤病、腹泻等时疫死掉一大片。
当然了，负责下达这个任务的周淮安，倒也不是头脑抽风或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后世元、明两代江南马政的成功经验和成熟范例的珠玉在先。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就不用说，作为马背民族他们几乎走到哪里就养马到哪里，几乎把适宜放牧的土地都被圈占了，就连远在海外的济州岛都不放过。
而朱元璋继承元朝在两淮、江南的遗产之后，同样也是在大江以南遍设马场，一度使得首都南京城门之外，遍地都是牧场和马群所在。
因此，唐代江东的开发度虽然不及这两朝，但是在太湖、富春江流域，还是有一些可以利用起来的边角区域；又比如刚收复浙南的丘陵地带之中，后世就有好几个天然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