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赵?还意外地发现了这种经济生态的一个另外的巨大优势，那就是可以完全以城市为中心来管理国家，而乡村则可以完全自治。原因很简单，较远的乡村全都牧场化了，管理难度增大了，而且朝廷又不收税，还不如让他们自治好了，反正只要城市及其周边地带治理好了，就足以保证朝廷对该地的控制力了，毕竟加上那些官办农场，北方诸省至少九成的人口与一半的土地还是置于朝廷或是当地政府直接管辖之下的。话说回来，中国古代农村的自治程度本来就相当地高（有些时期甚至连官吏都没有），现在赵?所做的，只是让其更加彻底而已
由此，以城市为中心的新型统治模式得以确立，大宋也因此而能进一步裁减政府官员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技术性岗位（如农技员、赤脚大夫、民兵队长之类）却反而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儒生当官的难度就变得越来越大，很多学子迫于生计都不得不放弃了，而新式教育则愈发深入人心。不过有些讽刺的是，儒学从此变得愈发高端化（因为想在朝中立足四书五经确实很有帮助，里面有太多关于人际交往的要诀，而且能够提高自身修养。），以至于后来很多官吏为了追赶潮流而言必孔孟，尽管其中很多人连《论语》和《孟子》都没看过不过这毕竟无关大局，赵?对此也只是付诸一笑而已
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结构，历史上是公民权出现的前提（西方的古希腊诸国、古罗马、迦太基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工商业为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东方的周王朝所谓的“国人”与此类似，虽然没有那样严格的界定，但周代的中国其实也是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中心国家，尽管同样没有同时期的西方文明那样典型。），不过大宋目前的改革还远没到这个地步，赵?也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现在他还是以富国强兵为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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