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忠心主要是对慈禧个人，因为在庚子国变期间，岑春煊因极时护驾有功，在庚子国变结束之后，深得慈禧的赏识，被大力提拔，官至总督，位极人臣，达到了个人官宦生涯的颠峰，因此岑春煊对慈禧自然也有一份知遇之恩。不过在旧时空里，发生丁未政潮，岑春煊做为清流派的骨干，和瞿鸿禨联手，与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台庆亲王奕劻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果终于技差一筹，败下阵来，同时还失去了慈禧的信任，而且还罢官弃职。一直到慈禧死后，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才重新得到清廷的启用，出任四川总督，但岑春煊没有上任，并站到了革命阵营一边，宣布接受共和。
不过这个时代并未发生丁未政潮，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一直没变，岑春煊对慈禧的忠心自然也一如既往。但现在慈禧己成了华东政*府的阶下之囚，而岑春煊虽然加入了溥伟政*府，但却遭到排斥，溥伟南下并没有带岑春煊，而是把他留在陕西，面对人民军的兵锋。岑春煊的心里，肯定会有诸多的怨言，以及对溥伟政*府的不满，因此劝降岑春煊，还是有很大的机率的。
而另一位劝降的对像是在青海佑宁寺居住的第七世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是内蒙古地区喇嘛教格鲁派最大转世活佛。第一世章嘉活佛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因此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清廷册封的四大活佛中，要算章嘉活佛的政治地位最高。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廷敕封第二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从此“国师”这一尊号便成为章嘉活佛的专利，其他三位活佛都没有领受过这一尊号。并在五台山、青海、北京、内蒙古地区都设有章嘉活佛的驻锡地，也是四大活佛中驻锡地最多的一位。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廷更是正式明确“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也就是说，除了西藏，青新甘蒙等地区的教权，，都由章嘉活佛系统管理。当然，由于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活佛存在，章嘉活佛系统实际是无法掌管的，但从此之后青新甘内蒙地区的教权，则正式归于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之下，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皇帝又正式下发谕旨，确定定了四大活佛的地位，并在谕旨中指出，章嘉活佛在其他三位活佛之上，其他三位活佛则地位相等。
但在宗教地位上，章嘉活佛又远不及其他三位活佛，在被清廷册封之前，另三位活佛都是在藏青蒙地区早有名望的宗教领袖，清廷对他们的册封主要还是因时就势，而章嘉活佛系统则是清廷一手扶立起来的，主要的目地自然是分解另三位活佛在青新甘蒙等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些活佛在青新甘蒙等地区并不是简单的宗教领袖，而是政教合一，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实力。
评心而论，这四大活佛系统为清廷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由其是在清廷的中期，领土面积一度达到封建王朝之最，这四大活佛系统也是功不可没的。
从此时开始，的格局算是正式确定下来，虽然看似四佛并尊，其实在清朝统治秩序而言，是一高三低，章嘉系统以“国师”的尊荣，驻京陪侍“密近天光”的地位，成为清朝皇帝最为倚重的活佛系统。
而章嘉活佛系统又最为特殊，在宗教上他的地位不高，实际的影响力仅限于青海湟北一带，虽然贵为“国师”，理论上掌管青新甘内蒙地区教权，但其尊荣、地位完全来自于清廷，亦即中枢政*府。而一但失去了中枢政*府的扶植，章嘉活佛系统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因此章嘉活佛系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在旧时空里，紧跟时代步伐，在近代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大变革中，章嘉活佛系统数次毫无挂碍的迅速完成华丽转身，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变为北洋政*府，章嘉活佛系统顺利完成从大清国师到北洋政*府国师的转型，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章嘉活佛系统又顺理成章的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当然各个政*府也都对章嘉活佛保持极高的礼遇，毕竟这样一位在西北边少地区拥了极大宗教、政治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主动投靠，也是每个政*府都需要的。因此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南京，章嘉活佛也都是大国师，保持极高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