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尔衮又陷入了沉思，李杜国也不禁有些着急，虽然他是朝鲜的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但朝鲜很早就开始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来往，因此朝鲜的海洋观念其实出清廷高出不了多少，李杜国的海洋认识，也就仅限于在朝鲜沿海巡视，对世界帆船和海战和发展变化也几乎一无所知，对所谓西洋大海船也只当是一个传说。
但朝鲜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个军事天材，全国上下对其自然十分推崇，说李舜臣是全民偶像，也不为过，因此李舜臣死后，在朝鲜几乎成为一个半神似的存在，而李舜臣的海战思想，战术、使用的战船，当然也被奉为最权威的精典，根本就无人敢质疑。
李杜国作为李舜臣的重孙，对祖上的辉煌业绩当然也是推崇倍至，而达到一种盲目相信的地步，在朝鲜别说有人敢否定李舜臣，就是有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李杜国都会拔剑和他决斗，而郑芝龙这一席话，难听得说，是把李舜臣贬得一钱不值，李杜国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当着多尔衮的面，他还不敢向郑芝龙提出决斗，只好道：“龟甲船的威力，岂是如郑将军所说。而且龟甲船上，同样也可以放置火炮，双方同以火炮对决，但龟甲船的防御力更强一些，自然也更厉害一些。”
郑芝龙把该说的都说了，也懒得和他争一些细枝末节，只是道：“摄政王，海军战船关系重大，还请摄政王三思。”
多尔衮道：“如果不用龟甲船，我们现在能够造出什么船来。”
郑芝龙道：“臣己经想过，我大清缺少造船工匠，应该到南方去聘用，虽然浙江、福建都不可行，但东亦有不少造船的能工。”
多尔衮心中一动，这到是个好办法，不管怎么说，广东的尚可喜还是和清廷近一些，如果找他帮忙，确实可以从广东调一批造船工匠过来。相信这一点小忙，尚可喜是不会拒绝的。
这时郑芝龙又道：“还有就是红夷毛人善造大船，商家军的海船，多是照红夷毛人的大船仿制，因此唯有请红夷毛人相助造船，方才能与商家军的水军相抗。臣昔日在南方，与红夷毛人素有来往，也可以为大清穿线引桥，与红夷毛人联糸。”
多尔衮还没有说话，李杜国己道：“摄政王，外臣素闻红夷毛族仍是蛮荒犬夷之辈，不通礼议，不闻王教，茹毛饮血，人轮颠倒，而大清仍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又岂能与红夷毛族通好。”
郑芝龙听了，也不仅又好气又好笑，摇了摇头,道：“红夷毛仍是我们的通欲叫法，其国名尼徳兰，仍是泰西诸国中一国，离中国数十万里，彼国体制风俗，虽与中华大为炯异，但亦立国千年，怎能说是蛮荒之辈，你的见识短浅，一叶蔽目，不过是井底之蛙，又岂知天下之大。”
李杜国“哼”了一声，道：“全是一派荒谬之言，天下虽大，但除中华之外，又岂有他国。郑将军故意说其离中国十数万里，不过是让人无法查证罢了。”因为见多尔衮并没有制止自己和郑芝龙争辩，李杜国也不由胆大了一些，言语之间，也带有一些不敬之言。
不过见李杜国这样近乎强辩的否定海外的一切，郑芝龙也觉得没法再和他说下去了，只好看向多尔衮，听他来裁断清廷本身就是一个落后民族，在入关之后，虽然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且也处处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最怕就是别人说自己蛮荒夷狄之族，这也是所有暴发户的心态，有了几个钱之后，就想装贵族，玩底蕴，因此对李杜国所说的话，多尔衮在心里也有几分赞同。
但多尔衮毕竟不是腐儒，而且北京还有一些传教士，对红夷毛人到有一些耳闻，当然也知道红夷毛人在一些所谓奇yin技巧方面，确实比中国强。别的不说，就是红衣大炮，就是红夷毛人传入中国的。
其实最初的红夷大炮大部份都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欧州并不了解，在最初的时候，曾把欧州人全算作佛朗机人，后来才慢慢分成了佛朗机人、干系腊人、红夷毛人，但俱体谁是谁，其实也没几个分得清楚，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以一带全的事情其实也不少。
因此多尔衮也觉得，如果红夷毛人真能帮自己造船，和他们联系合作，到也不错。因为多尔衮知道，郑芝龙在南方，也经常和红夷毛人通商来往。而且现在商毅似乎更进了一步，不仅和红夷毛人做生意，多尔衮从南京的谍报人员那里也知道，在前不久商毅还纳了一个红夷毛女人为偏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