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虽然现在中国仍然还是采用白银和银元、铜钱并用的货币政策，但由于银元携带轻便，面值清楚，大小数额得当，再加上有政府信用作为保障，因此银元已经在中国完全流通开了，许多零售商业都只收银元，不收白银和铜钱了。而做为银元的发行单位，中华银行也己经在中国基本立足，在全国的三十四个大城市都建立了分行，而且就在今年，又有两家民间的钱庄正式转化成银行，中国的金融业也在逐渐形成中。而金融业的形成，也是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而且也是在今年，中华银行已经在朝鲜开设了三家分行，如果明年在日本再开设二家分行的计划能够实现，也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业己经进入到国外的市场，开始进入资本时代。
因为这时日本和朝鲜都沒有正式的货币，还是和以前的中国一样，是以白银的重量为货币计算单位，这样的货币体系显然是十分脆弱的，而现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银元为基础、以金元为辅助的货币体系，加上又有银行从中调节，金融体糸也在逐步完善当中。而随着三国之间的贸易加强，中国在三国贸易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银元也将逐步占据曰、朝两国的货币市场。也许在再过几年，就能实现三国之间的货币统一或是直接互换，经济一体化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支出也基本统计出来，由财政部上呈给内阁，只等內阁审查无误之后，就将在这两天正式对外公布，而王夫之当然也要首先交给商毅过目。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己经接近六亿银元的大关，但由于今年打了两场对外的战争，因此支出也同样大幅增涨，而总体计算，今年虽然也有财政盈余，但与去年相比，总盈余额下降了近一千万元。
不过中国的财政盈佘下降，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南洋的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今年的财政盈余中，只计算了南洋战事的支出，而没有计算这场战争的收入，这对财政盈余总额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中荷之间的谈判成功,中国将获得大量的战争赔款，如果双方谈判不成，中华军攻占巴达维亚，也能掠夺到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人员的大量财产，无论是那一种结果，都应该可以填平这场战争的支出，甚致还有相当的盈余，只不过这笔收入只能记在明年的帐上了。
当然不管怎么说，有财政盈余就是好事，那怕是少一点也实属正常，而且随着对日本贸易的正常化，和南洋战事的结束，也可以预见，在明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盈余都会有一个大幅増涨。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皇室的收入也同样会大幅增加。
看到了这些帐目公文之后，商毅也觉得十分满意，至少中国财力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充盈的。再过几天的时间，自己的帝国就将进入到第四个年头，虽然说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国力的上升期內，但在短短三四年內，国家财政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在历代之中也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在绝大部份时间里，都存在的朝廷财政紧张的问题，那怕是在公认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宋朝，大部份的时间，财政同样十分紧张，王安石变法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朝廷没钱了，要想办法弄钱。后世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往往都将责任推到统治阶层的剥削、贪官污吏等之类上，其实根本的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由于朝廷的开支太大，增涨太快，而中国的生产又是小农经济，自然生产，因此社会生产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再加上金融、货币体系不完善，自然就会出现财政紧张。
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无解之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商品经济，促进货币流通。而自从商毅起事以来，基本就没有为钱发过愁，也正是因为从一开始商毅就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
而且在建国之后，商毅仍然推行重商、重手工业的政策，因此在短短二三年间，就积攒了前朝需要二三十年才能积攒的财富，尽管一直战事不断，但政府从来沒为钱发过愁。而随着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财政收入和盈佘都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保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对外来往，加强对外的扩展，参与世界大航海贸易的竞争，一方面是可以促进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増加中国的财政收入，使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盈余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也是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扭转中国人的观念，加强中国社会的国际意识和海洋意识。
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观念、意识的改变；而观念、意识的变化，又能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发展，因此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