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有一个目标都很重要，更何况是改革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呢，可是之前朱敬伦还就真的没提出过任何目标，没有打出任何旗帜，始终是默默做事，不争辩。
是他不敢跟顽固势力进行讨论吗，是他性格习惯低调吗，都不是。
只是他从不愿意做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他也可以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参照的，大明政府能公开亮出以西方国家和政府为参照的旗号，对大明的各种事务进行变革吗？
假如政府真的这么做了，朱敬伦也不是做不到，官府的官员肯定不能步调一致的推行，朱敬伦可以采用强势的手段，大不了大肆任用那些新派人物，大明有的是那种思想激进，崇尚西方，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英国殖民香港都快四十年了，他们的教会学校，民间学校，培养出了大把这样的人物，相信这些人是十分在大明全面推行西化的，连洪仁玕在香港待了几年之后，回到太平天国都提出要修铁路、开公司等措施，显然香港社会上，是有一种认为中国人应该完全效法西方建设现代事业的氛围的。
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府强力推行的事业，跟民族的思想严重撕裂，政府越是推行，民众越是叛逆，他们不是从心里接受西方制度的。
日本是现代社会改革成功的典范，可是在先后打败满清和俄国，尤其是打败俄国之后，日本社会就掀起了一股极端的本土主义思潮，开始蔑视西方文明，这种思潮在二战之前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对政府强行推行西化的逆反心理作用下，日本民间社会才变得法西斯化，变得极端。
俄国同样也有这种问题，当年彼得大帝强行推行西化，很成功，俄国变的强大了，但却在彼得大帝死后，社会全面反弹，在俄罗斯帝国之后的几百年历史上，俄国就始终在西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上，反复的徘徊，总有全面西化派和本地主义派互相争斗，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也让俄罗斯尽管国力强大，拥有欧洲最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却始终在欧洲处于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地位。
新中国的全面苏联化，在改革开放后，不也得得到了民间知识界的文化和思想清算吗，政府长期无法跟民间精英在思想上统一，即便发动舆论宣传工具，却始终无法让百姓信赖政府，公信力严重不足。
可西方和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就十足，老百姓可以骂政府，影视作品可以讽刺政府，但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老百姓是相信的。所以英国人在一战二战中，都可以高呼女王万岁冲锋陷阵；美国大兵嘴里骂着总统是狗娘养的，手上却不会停止扣动扳机。
这是因为欧美政府少有强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不理解他们也不敢推行。
而凡是强迫了民众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思想和文化的，到最后莫不是被民众自发的清算，连带的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复的反政府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
所以朱敬伦之前从不将民众明显还不能接纳的口号大肆宣扬。
可是东方世界的各种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了，不能不改革了，所以朱敬伦还必须做事，做事，又不能高调宣扬，那就只能默默做了，大有一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明专制特征，当时推行各种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允许民众提意见，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
这一次改革，朱敬伦决定一改常态，他打算开始大张旗鼓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成果，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他们看到了，民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社会精英的眼睛绝对看的清楚，看的透彻，就算嘴上不接受，心里也会开始思考，开始对比，开始发出“夷人真的一无是处吗”“中国真的尽善尽美吗”这样的疑问。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改善，看到了铁路、马路，给排水工程，电报、煤气灯等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
尽管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没有认可西方完全强过东方，但至少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意见，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西方人在制器上独具一格，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满清洋务运动也在各种反对声中迈开了步伐，而大明当然更进一步，民间精英也好，政府官员也罢，在事实面前，都认可了开办西方式的工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政府官员思想的转变要早一些，早在前几年，随着丝茶贸易的推进，丝茶工业化生产的推广，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搜刮农民，这让早先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所以第一个开始探寻答案，也第一个开始扭转了心态。
民间思想的转化要慢很多，不得不说这次北方的饥荒，起了一个助推作用。
陈启沅领导的工部，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工部报》，介绍各种工业部门，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任何宣传，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工部的旗号是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