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方都很积极的情况下，一项内容庞大的《明法扩大贸易协定》，很快就出台了。
协定规定，大明和法国之间全力合作推动大明生丝向法国出口，大明放弃对出口法国的生丝征收出口关税，甚至保留减免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流转税的权力和义务，法国则放弃对大明进口生丝征收任何关税，同时保留减免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流转税的权力和义务。
所谓保留义务和权力，指的是，一旦对方采取了所有手段后，依然无法达到扩大贸易规模的目标值，则另一方保留的权力即刻转变为义务马上执行，如果达到目标，则视为权力，对方可以选择执行和不执行。
也就是说，五年内，如果大明出口法国的生丝出口额无法翻一番的话，大明将会率先减免流通过程的流转税，也就是相当于退税补贴了，如果依然无法达到目标，则法国也将相应的给予进口以补贴。
除了明显对大明有利的生丝贸易之外，还有明显倾向于法国的产业，比如钢铁工业。
普法战争后，法国开始重视重工业，大力建设重工业几乎成了国策，连诺贝尔都迎来了春天，尽管他不生产军用火药，可是因为他的火药，在战争中被普鲁士軍队用做爆破工具，战后法国终于给诺贝尔发了许可，允许他在法国开办工厂，不但一改往日禁止私人生产火药的态度，给诺贝尔提供贷款让他办厂。
法国开始极为重视重工业，尤其是跟军工生产最为息息相关的钢铁工业，而大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钢铁进口大国，开启的铁路建设热潮，对钢铁的需求与日俱增，之前是被免税的英国钢铁制品垄断，现在法国不但得到了免税的待遇，甚至有可能享受到两国同时的补贴，这对法国钢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相关的其他产品的详细规定，多达三十多种，有法国的成衣、香水、红酒、钟表等等，大明的纸扇、绣品、草编、陶瓷等等。
双方几乎同时免除了对方的各种手工艺品的关税。
因为法国相信他们的各种时髦奢侈品能够征服大明中产阶级的芳心，而大明也对自己本国门类庞大的传统手工艺品充满信心。
朱敬伦到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他相信借助文化话语权优势，法国的奢侈品很快就会占领大明日益成长的富豪们的腰包，但是他相信，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也必将大举进入法国市场，并在法国这个世界奢侈品市场上经受考验后度上一层金，开始热销其他国家。
经过一个月的友好谈判后，在1879年1月22日前，也就是中国丁酉年、清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大明十三年（1866年北亰登基算起）农历新年之前，明法双方签订了内容庞大的条约，并且规定在中国新年之后即刻执行，昭示两国同样急迫之心。
此时英国的深度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英国棉纺织工业在经济危机期间，依然在扩大生产规模，结果此时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导致英国危机深重。
其实这跟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可是德国等国，却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结果各国都相继开启了本国的工业革命，都在本国开战了纺织工业，连俄国都有规模庞大的纺织工业，以美国棉花、英国棉纱为原料生产布料。
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大大抵制了英国产品的输入，结果世界上最富裕的欧洲，对英国来说，却只是一个小市场，英国棉纺织品最大的客户，竟然是贫瘠的，过去世界第一大棉纺织品生产国印度，因为英国无法左右欧洲各国的关税，反倒能够在印度推行高额的棉纺织品税率，对英国手工作坊征收远远高于英国本国机器工厂的重税，还大大降低英国棉纺织品的关税，用政策，将印度打造成了一个出口棉花原料，进口棉纱和棉布的殖民地经济。
可即便印度进口了英国出口棉布的七成，印度庞大的人口每年消费英国15万吨棉布，占总消费量的百分之五十四，英国棉布无法占领的市场是精美的印度手工棉布，但印度手工品也随着印度人的越来越贫困，销路越来越狭小了，受此影响，印度的纺织工人从1850年的600万纺织工人，下降到只有250万人。
印度棉纱工业因为引进了英式棉纱机器，结果飞速发展，纺锤从1861年的338000个增至1874年的593000个，印度本土对棉花的需求量翻了几番。印度纺织企业不仅能满足本土市场，也有了出口能力。但此时印度纺织业的规模与英国相比仍十分弱小，印度纺织厂每年消耗的棉花数量仅是英国纺织厂的7%，但英国人已经坐不住了，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印度对英国进口纱线免征关税。
印度对英国棉纱免税，英国对印度棉纱征税，殖民政府还在印度推行沉重的生产税，结果印度的棉纱工业化就此中断了。
可英国管不住大明政府，尽管跟英国的关税协定还有两年才到期，还无法对英国的纺织品课税，但1879年新年后，大明马上宣布了对纺织品的补贴案。
来自法国的贷款，让大明的财政稍微宽松，就马上宣布，五年内开设棉纱、棉布工厂，不但完全免税，而且在进口棉纱、机器设备时，还能享受到退税待遇，在资金融通方面，则给予一定比例的贷款。
结果1879年前几个月，大明的棉纱、棉布工厂继续大规模投建。
《工报》开辟大篇幅，向工商界宣传政府的政策，表示政府将会尽全力保护纺织工业，号召大明业界努力开办现代化纺纱、纺织厂，促进大明的工业发展，给更多人工作，缴更多税赋。
大明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大明跟法国之间合作的加深，让英国产生一种正在被排挤出东亚市场的焦虑，在国内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不满舆论，让英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远东外交上，遭遇了一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