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次也是如此。
虽说崇祯皇帝让他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并见惯南京翰林院，是有着将他从京师朝堂之上调开的考虑，但是让他以三十五岁的年龄，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份天大的恩典了。
别人这么看，周延儒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因为在明朝的历史上，六部尚书已经是绝大多数文官一生的仕途巅峰了，绝大多数官员混不到这个位置，少数人混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也基本上都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当然，年轻一点的尚书并不是没有过，但多少都得过了四十吧，像周延儒这样三十多岁就当尚书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所以周延儒领旨之后，很快就收拾停当，举家南下，到南京上任去了，颇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
南下官员集体陛辞之时，皇帝交代他的那些话，他也很清楚其中的意思，说到底，还是皇帝对东林党在江南士林势力过于庞大有多忌惮罢了。
而他对自己任职南京礼部尚书的使命，也很清楚，那就是想办法瓦解东林党人对江南士林的控制，同时改变江南士林喜欢坐而论道、崇尚清议的文风士风。
当时皇帝对他说：“魏晋士林崇尚清议玄谈而不务实，然后有五胡乱华之惨祸。唐宋末世先有党争起于朝堂，而后有亡国亡天下之结果。卿等到了南都，一边要支持开海，一边要收拾人心。
“要总结一下魏晋、唐宋亡国亡天下之原因教训，扭转江南士林崇尚空谈清议之恶劣习气。
“至于如何去做，朕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朕这里有几条原则，卿等务必遵之而行。一曰尚新，二曰崇实，三曰重史，四曰察外。
“前面三条，不用朕多说了，卿等都是科举出身，熟读经史，满腹经纶，自然知道朕的意思。
“朕今日单说这第四条，察外。而所谓察外，就是打开视野，睁眼看世界，不管是儒释道，不管是海内外，士林子弟都要有所了解，有所掌握。
“特别是海外泰西诸夷之寰宇地理、历史风俗，乃至百工之学，都要广泛搜罗编撰，在江南县学、府学以及南京国子监、翰林院中广，为倡导传播，务必使江南士林子弟开阔眼界、内外兼修，不再沉溺清议、固步自封。
“江南士林，地近闽浙，开海之后，泰西诸夷往来必多，对于泰西之学的传入，不必害怕，作为南京礼部尚书，一定要悟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
崇祯皇帝说的这些话，周延儒当然知道这其中的意思，要从根子上清除东林党，就不能再继续鼓励东林党的那一套学说了。
东林党人最初的主张，在学术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坚持反对阳明心学，在政治上是鼓吹开放言路，惠商恤民，改革弊政，反对宦官干政。
所以，总体上来说，万历末年的时候，最初的那一批东林党人比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东林六君子，都是清正耿直的硬骨头真君子，并不像后来东林党的徒子徒孙们那么不堪，完全沦为了为了门户私利而大搞政治倾轧的党争工具。
比如说东林书院被毁之前那副名闻天下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本身并没有错。
只是后来这些真君子都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死掉了，剩下的要么是半吊子，要么就是软骨头，到了崇祯末年终于沦为了只问门户不问是非的伪君子。
周延儒虽然对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不感冒，但对于东林党早期的那套学说还是认可的，比如东林党的学术主张中，就有一条，也是反对谈空谈玄，主张重视实际的。
然而如今皇帝既然这样说了，他作为南京的礼部尚书，主管江南士林的学术风气、科举、教育等事务，既不能倡导袖手谈心性的程朱理学，也不能推崇更玄更虚的阳明心学，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在重视历史杂学和泰西诸夷之学上做文章了。
是以，当他到了南京，上任了南京礼部尚书兼南京翰林院翰林学士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江阴南岐去请一个奇人，到南京国子监担任助教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