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们相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笼罩在您的帝国西北数百年的阴霾，一定会被驱散！”
崇祯皇帝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康迪纽斯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说着这些大话，一边再次翻看着锦衣卫给他呈上的报告：
“同行入京耶稣会教士三人，随从红毛番护卫二十七人，护卫中十九人来自大沽口船厂红毛番……”
康迪纽斯这些红毛番，自从在登州港下了船，在登州市舶司登记上岸并开具路引之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进入了锦衣卫的监视之中。
不管是他们到了天津，还是从天津到河西务，然后又从河西务再到京师，这一路上每一个运河的，或者城门的关口，都对他们进行了登记。
虽然现在大明朝开海通商了，那些开放通商的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宁波、上海以及登州等地，前来贸易的泰西夷人越来越多，已经不再稀奇，但是这些夷人要想下船进港，乃至进入内地，仍是一件需要审批许可的事情。
若是没有当初礼部和理藩院给他出具的凭证，他们这些体貌特征迥异的红毛番，在大明朝的境内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正因为这样，康迪纽斯返回大明朝的京师并且再次请求觐见之后，他这一行的基本情况，就被锦衣卫送进了宫中。
理藩院把其觐见的请求报到军机处，当然也得把他的情况说清楚。
所以，崇祯皇帝在见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这一行一共多少人，此时听着他用古怪的口音，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听得直想笑。
这个时代的东亚地区，一共也没多少西方人，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盘踞了几年的东番岛南部，热拦遮城内也一共只有七八百红毛番。
除此之外，巴达维亚可能多一点，也许有个两三千，还有日本的长崎能够有一些，但不会比热拦遮多。
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其他殖民贸易点或者定居点，也是多则数百个，少则几十个。
如今反倒是位于天津的大沽口船厂里面，来自巴达维亚和热拦遮的荷兰红毛番，算是最多的了。
就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康迪纽斯就是想要招募一批雇佣兵前来，也需要支付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高的价格。
而且他就是募集到了足够多的资金，有能力这么干，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巴达维亚的总督府也不会同意。
因为荷兰的人口就这么多，这个时代来到东南亚这个方向闯荡的人口数并不多，眼下他们的主要殖民方向仍然是北美洲。
直到英国崛起之后，荷兰人在北美洲没有了机会，才会真正将殖民的重点转向东南亚。
最重要的是，在眼下这个阶段，康迪纽斯这种激进的传教士虽然还有，但是与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比，已经并不多了。
传教的背后必定是利益的图谋，如果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镇征服中国的野心，那么他们一定会鼎力支持康迪纽斯这样的传教士。
但是，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自从在澎湖海战中战败之后，就打消了征服中国的念头。
当时他们在中国沿海最大的图谋，也不过是占据东番岛，也就是台湾而已。
若是这个时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列强，在东南亚能够团结一心的话，崇祯皇帝这么做就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但是现在荷兰人正在与郑芝龙联手，准备消灭东番岛北部的西班牙人，而葡萄牙人也在处处面临着荷兰人的攻势，这些人根本团结不到一起去。
至于在华传教士里占了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此时他们自己的祖国都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深入遥远的东方。
也因此，在利玛窦、龙华民之后，能够主导耶稣会的只能是荷兰人或者西班牙人。
崇祯皇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会在当初同意在华的耶稣会到西北组建什么保安团，协助大明朝西北的官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