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苏宁最为担心的就是自己悉心经营的新一代华夏文明，最终滑入到了类似印度的深渊之中。
印度这个深渊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他是一个长期被殖民的国家，可以轻松的得到殖民者们那里盛行起来的科技和相关先进的理念，于是一部分人就先富了起来，我描述不是为了与天朝的某次行动相比较，而仅仅是为了陈述事实而已。
不过一部分人率先崛起，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都会崛起，因为他们的保守和顽固势力都是非常严重的，大多数穷人都还坚持着传统的理念，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生活，而他们所尊奉的宗教，又是世界上产生的比较早的几种之一，而在宗教发展史上，有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出现得越早的，越显得愚昧不堪。有的宗教因为愚昧而显得比较接近，自然容易改造，但也有的宗教给世间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他们残酷的破坏着认知真理的过程，并险些虐杀了近代科学的崛起。
当然，这个险些虐杀了近代科学崛起的，是西方的某些宗教，哈尔滨工业炉设计形成的各种原始宗教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些原始宗教如之前曾经提到的，贴近于自然迷信的古老版本。从大历史的角度上来讲，那个时候男子刚刚摆脱母系氏族社会，并且在社会劳动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然后顺利的将原来高高在上的女人，慢慢的推向了附属品的位置。于是女人在古印度的社会地位迅速降低，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就连天朝这样的5000年古老文明，也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崭新形式，以至于闹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却并没有集中的发生，或者说并没有形成应有的作用，女人的地位在印度依旧很低，捆绑在他们身上的道德束缚和封建压力都非常之大，这从一些女人在出事之后，不得不用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挽回部分声誉就可见一斑。好在大部分农村男人看来，他们本身就是不值一提的，有很多罪孽就是基于这种蔑视而产生的。
而注重仁义的天朝上国很容易就接受了女权主义者们的基本观念，弱者就是应该接受同情的，更何况那些卑鄙无耻的行为，也历来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唾弃。只可惜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接受着西方的荼毒，各种外来的思想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扎根，就连法制这一块也不例外。于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万恶yín 为首的重大罪名，竟然只落得了个八年起步，甚至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可以给出三年这样的可耻判决。要知道，这可是毁掉别人一辈子的卑劣行径就算不出一丝型，也不应该如此了事。
至少苏宁还记得，当互联网时代到来，人们可以更方便的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之时，他会经常在网上看到某些这次事件的评论里，有老百姓怒不可遏地指出，应该给予犯罪者以死刑！
他们并不是某些律师嘴里那些不知法不懂法的村民，相反基本的法律素养，在多年的普法工作之后，已经出现在绝大多数公民的内心之中。但他们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依然怒不可遏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号原因，当然不会有其他的，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所接受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不容许自己在如此卑劣的判罚面前袖手旁观。
可是既然一个国家当中有如此之高的频率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法律的宣判不像这个国家的道德文化靠拢呢？因为有些人就是西方价值体系的狗奴才！
苏宁这个二半吊子的高等知识分子并不想做那样的狗奴才，也不认为那样的狗奴才能够引领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他们制定的法律就不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手段给更多的人进行洗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成功，教育体系随之而成为，整个国民，各个阶层都在攻击的重大社会弊病之一。至少在苏宁离开那个时空，来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和高房价一样的社会弊病。
所以苏宁必须要在自己的体系之内，推行严格的法律，其周密的程度的确与秦朝不相上下，而且其是非的标准，也更加参考了古人的想法，虽然，没有采取惨烈的肉刑，但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并没有因此而被姑息，相反，各种具有教育色彩的处罚方。频繁的出现在他制定的法律当中。想社区劳动这种事情绝对不是西方人的首创，因为他康采恩可以让那群罪犯们，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大漠当中，完成足够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劳动改造。
包括后世建国多年之后，依旧有盗猎现象，普遍出现的可可西里一带，都是那些罪犯们的重点发配地区。
再怎么说，苏宁使用的也是一套类似于宋朝的行政制度，既然如此，牢城营这种经典的套路就不应该被他有选择的忽略掉。
苏宁在这方面的决心非常之大，至少，他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东方诸侯们的各种言语讽刺。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给他带来第一声志文的竟然不是那些饱学的儒者们，而是一名在过去的战场上小有声名的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