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感于肃祖恩义，陛下真以为，禅代之礼是对沈氏有害？其实臣心迹一如陛下，愿意循常循礼，勿害维周仁义之名。山阳、陈留，旧迹尚闻，追之不难。”
曹魏代汉，汉献帝得封山阳公，典午代曹，魏元帝得封陈留王，这二者虽失大位，但也都在新朝的庇护之下得以荣养余生，甚至汉献帝直接熬死了魏主曹丕。
听到沈充讲起这二者故事，皇帝也忍不住点点头，这两人正是他所设想中自己的结局。
“臣请问，陛下较于肃祖孰贤？”
听到沈充这个问题，皇帝心中羞恼顿生，但还是沉声道：“皇考英断慑众，力除巨奸，朕虽享位年久，概承惠先王。”
“肃祖所以不寿，虽坊言野传，不知可有片言曾入陛下耳中？”
皇帝听到这话，心中又生激怒，原本已经坐回御床，却又拍案而起，怒视沈充。
沈充再次俯首道：“持兵于手，贼迹昭然，尚可力除。藏兵于怀，阴谋于内，却难敏察。今世不同旧世，古迹不可穷效。沈氏既非中国冠带旧著之宗，亦非江东佐政元辅门户，力破强虏之外，仍需猛除国中累代积弊，陛下以非常之身即便深居庭门之内，却难严阻奸声侵扰，不忧于近，当忧于远，为永世共好为念，愿根患永除！”
沈充这一番话，可谓道破一个残酷的政治逻辑。所谓的礼法、政治，看起来是很复杂高端的概念，但是讲的直白一些，这些概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排序，而在这当中，没有人情。
沈哲子不愿接受禅让得国，全面否定晋祚法统，这从私人道德层面来讲，可谓是典型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来，他虚尊晋帝，窃持权柄，做晋祚朝廷封授的大将军也很快活，言则必称王事，行则必举大义。
结果刚刚撂倒了羯主石虎，一转眼就说我不是晋祚臣子，哄你们玩呢。这从人情上来说，是让人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从治国层面上而言，他不得不如此。
汉献帝、魏元帝这二者之所以能够在失位之后尚能于新朝颐养天年，这当中有一个原因，在于魏晋幸媚得国，当然他们所献媚的对象并非君主，而是另一股重要的势力，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是前朝所赖以成国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新朝各有归宿，除了极个别之外，对前朝几无追缅，前朝废君自然也就不成威胁。
可是在魏晋延续的政治逻辑之下，吴兴沈氏地位实在太低，这并不会因沈哲子一人权重而有所改变，只要这种政治逻辑得以延续下来，随着沈氏皇权不断的压榨世祚世禄这种世族传承方式的生存空间，反扑一定会发生。
如今天下世族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达到了空前衰弱，正是一断前朝的最佳时机。趁着沈哲子权势威望此际达于最高之际，让皇帝清清爽爽退位，不再以晋祚废帝而自居，也能最大程度避免皇帝在于后岁月中卷入此类政治风波的危险。
放弃一个虚名，换来余生安安稳稳，这同样也是沈哲子回报他那个壮夭的岳父以最大善意。因为随着新朝建立且开始运行之后，许多新的秩序都需要在斗争与磨合中产生，到了那时候，皇帝安危如何已经不是沈哲子想包庇就能包庇的了。
这当中有一个最简单的考虑，如果当今皇帝以废帝退位，那么在新朝有特殊地位的并不止他一人，还有沈哲子的妻儿，兴男公主与阿秀。
到时候，那些意图延续中朝政治逻辑的世族残余们如果还想一定程度上恢复中朝旧态，他们不会选择皇帝这个废君，而是会聚集在阿秀身边兴风作浪，或许不能于梁祖一朝翻转，但会寄大望于后嗣君王。
这是沈哲子所绝对不允许的，真要发生这种情况，他最理智的选择就是痛杀前朝废帝，震慑一众残余，保护住自己的妻儿。
正如沈充所言，杀持械之贼易，杀藏奸之贼难。
世族作为一股传承悠久的势力，其生命力之顽强并不特指某一家某一户，哪怕新朝这些清清白白寒素功臣，他们得势之后，难道不会有将权势地位永传于后的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魏晋那种政治逻辑，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转变立场，成为制度复辟的急先锋。
这其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他们吴兴沈氏。原本的历史上，终东晋一朝，吴兴沈氏始终都是土豪武宗面目，一直等到南朝宋刘裕上位，沈氏才得于势位，并且在之后快速完成了士族化，而到了南朝沈约，更是以世族名流身份公开斥责当时一桩士庶通婚的时事。
比较搞笑的时，沈约所抨议这婚配两家其中的庶族乃是高平满氏，祖上可是曾经出过曹魏太尉满宠，中朝尚书令满奋，论及祖上阔绰，沈氏还是不及。
所以，新朝伊始，一刀两断，无复述古，无复追前，晋祚法统，全埋故纸，就此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