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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进新政(下)(1 / 2)

依旧是询问,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一开始王士骐发问,实际是代替父亲,行使上司的问责权力,以发问的方式表达上级的不满,希望范进改弦更张。而此时的问题,则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询问。不管范进的方案能否说服王世贞,当下已经成功说服了王士骐,让这位世家子弟对于范进的方案充满了兴趣。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士骐并不缺乏学习的机会,他的起点远比范进高,学习的条件自然就更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于官场手段以及权谋手段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范进的思路和想法,却与当下大明的官吏大不相同。既不是一味天马行空,脱离时代,亦不是单纯复古全无个人见解。正是出身于仕宦门庭的世家公子,才能听出范进这个方法的不凡之处。


以王士骐的出身和学识,注定是要出来做官的,他的年龄比范进大不了几岁,固然为人老成些,但也终究和老一代人想法不一样。自己父亲那种做官方法,他其实是看不惯的,如果到了地方上,还是想要自己能够发号施令独当一面。


由于接触过方面官的工作,他自然知道这种事做起来有多难。如何战胜胥吏、衙役,如何与士绅合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眼下范进这个现成的成功案例,于王士骐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当范进提出这些主张后,又让他看到范进并不是满足于只收服一群衙役为己用,接下来还有更伟大的计划,自然就有了听下去的兴趣。他现在问的问题或可以看做代替王世贞问,也可以看做自己问。


“做亲民官首在钱谷,尤其如今朝廷推行考成法,对于钱粮上的事管的更严。完不成赋税,是要受处分的,我辈书生耻于言利是对的,可是到了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再不言利。这个其实要分清楚主次,自身耻于言利,是自身的修养,为国家办事,这利字就不是什么耻辱,就该大谈特谈,不能有什么放不开的地方。可是一味催科过甚,又可能激起民变,这同样是一件极麻烦的事。一般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无不是地方官昏聩,所用非人,导致胥吏衙役盘剥过苛,让百姓走投无路。把自己的官管界治理成这样的官,被革职都是轻的。要避免这一点,除了要管好下面的吏役,更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课税的主体。这就要根据各地情形不同,因地制宜。”


范进顿了顿,见王士骐听入了神,心内大为安定。他要说服的不是眼前这个公子哥,而是他背后的王世贞。大明朝的制度,府县不见面,知县和知府是不能当面说话的。一切公事往来,都通过书信形式传递。自己要想让王世贞这个修仙爱好者以及潜在的绯闻男主角支持自己,就只能通过眼前这位大少从中传话。


“以我们江宁为例。上元县土地出产不多,指望农户交税,那真的是要逼死人的。最主要的课税对象,就是商贾。而当下大明商税的情形,冏伯应该很清楚吧。”


王士骐是官场中人,当然不会说出大明没有商税这种蠢话,于大明的商业税构成也最清楚不过。眼下大明的商税非但不少,反倒是项目庞杂。以江宁本地为例,货物进江宁之前,先要在钞关交税,按照船只大小,以料计税。等到卸货之后,又有官府派出的专人对商人货物估价。估价完成后,照其所估价值的百分之十向商人收税。


这里面包括塌房捐,也就是仓库使用费,商税,以及牙捐也就是牙行的费用三项。在投入经营后,还要按月交纳两笔税金,一笔为门摊课也就是固定营业税,以及每月经营流水的所得税。由于眼下大明没有发票这种概念,所以根据流水收税基本办不到,属于看运气的事,主要就是门摊。


自嘉靖年以来,江宁实行两税合一,把门摊与商税合并,原本各店铺每月交纳门摊课不等,现在则改为上中下三个级别,根据不同级别制定具体税金,按月缴纳。可是这部分收入中,大部分是户部的势力收益范围,落到上元县口袋里的就很有限。真正归属上元的利益,则是终有明一朝都为人深恶痛绝的铺户当行。


这种铺户当行制度说白了类似当初胡屠户赶上的采办役,官府会指定某一行业经营者为官府指定供应商,所需货物由其负责承办采买。大到办公用品,小到鲜果蔬菜都包含在内。这种工作被大明官府看做商人替官府服役,而不是一个商业行为。采办的货物给钱多少全看官员心情,乃至不给钱拖几年给钱,也是常有之事,被指定为铺户行头的商人破产、逃亡甚至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


范进现在要动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蛋糕。先是以收税多少划分服务级别,让商人向上元县交税,其次就是把铺户当行制度彻底废除,变铺户当行为铺捐。所有商店按月交纳一笔钱,就当作是为官府服役,与折银代役的思路一样,只要出钱其他什么都别管。至于不愿意出钱或者无力出钱的,就改为供应对等货物,官府出钱采购。这样属于谁也不吃亏,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


在范进看来,大明眼下的最大问题不是收不上来税,而是对税收认识有严重偏差。只想收税不想服务,没想过为纳税人做什么,只把人当肥羊斩。这种把国家当成山寨经营的模式,翻船就是个时间问题。是以他在杨家提出的服务理念不是偶然兴起,而是早有考虑。


“衙门力量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然有优先侧重。而其中首要服务的,自然是对朝廷有帮助,对衙门也有利的商人。那么以纳税为依据,就非常公平了。这是一个互相督促的事,衙门做的不好,商人对服务不满意,税就交的少。反过来商人享受了服务不肯好好好交税,衙门也可以减少服务,改去支持其他的商人。大家做官的,总归是比商人有办法不是么?过去大家只想收钱,商人当然要想办法跑,现在让他们明白,交钱是用来买服务,交税的热情肯定比以往要高出许多,这便是两全其美的事。”


范进顿了顿又道:“交了税,就能享受到服务,就像我们到酒楼一样,花了钱,就能吃到好东西。给的小费多,小二就格外热情些,这样对彼此都是舒服的事。非要拿捏着架子,对谁都没好处。至于是否被商贾把持,这纯粹是自己的事,不在于商贾而在于自身,比起我们来,显然商人更害怕不是么?而让商人参与到衙门的事里,则是增加商人的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朝廷的一分子,衙门的事关系到自家的利益,两下的关系就能变的亲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那与商人合作,退思就不怕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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