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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14部分阅读(1 / 2)

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j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j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茭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x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m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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