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德五年冬，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苦心准备，华帝裴该终于下令征伐江南。
总计兵分四路：东路以陆和为主将，谢风、刘遐为副将，率天武、神武、羽林三军，出广陵，谋渡而直指建康；中路陆衍、姚弋仲，率天策、定远二军，出襄城而南下襄阳；西路甄随、周抚率虎贲军乘船出三巴；此外以陶侃为平南大都督，统领巢湖水师（平江军）和神策军。
基本的战略规划，是先用东路军吸引武昌、柴桑方面的晋军沿江东援，巢湖水师则出濡须口以阻其去路；趁此机会，中路军谋夺荆州北部地区，先下襄阳，复取江陵，一旦江陵克陷，即可呼应西路军，两军会合后水陆并进，攻击防卫空虚的武昌城。
只要能够拿下武昌，则晋军主力丧失了在中游的大本营，必然崩溃；即便此前东路军不能顺利渡江，至此再渡，所受的阻力也将会降至最低吧，则获胜可期也。
所以此次战役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巢湖水师能否顺利阻挡武昌水军的东援，二是中路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尽夺荆州的江北之地。
包括巢湖水师，也即平江军在内，此次一共动用了八个正规军，齐装满员，总兵力在十三万左右。当然啦，相应的还必须调用沿途辅兵、戍卒，及临时征用民伕，理论上都应该算进去，则将近二十万众——对外宣称三十万。
这跟当年晋灭吴时，出动的数量差不多——倘若史料记载的水分不是太大的话。当时东吴以约二十三万水陆兵马来迎，如今建康政权则出不到那么多——根据战前调查，南军连戍卒、力役，统算起来也不到二十万，其中能够及时参与沿江战事的，最多五分之三。
不过江南的舟船数量却占绝对优势，武昌方面有楼船十数，其余大小战舰不下千余；柴桑半之，芜湖则是楼船二，大小战舰百余；此外江陵至襄阳之间，亦时有百舰巡弋。
华朝方面，巢湖水师不过在陶侃的督造下，新建成了楼船七艘，并前三艘，正好十条，其余大小舰船五百余；甄随在三巴，遵照王濬的故例，造成连舫三艘，其余大小舰船二百余。枢部计算水面上的总战斗力，华军尚不足晋人的四成。
所以许柳仍旧建议以三年为期，再延后一段时间发兵为好。只是延后也有延后的坏处，一则老将甘卓在建平沿岸设垒，江上横索，虽然因为物资缺乏，导致工程的进度很慢，但若再给他一年半载，怎么着也该完成了，则甄随东下，阻力将会极大；其次以巢湖的状况，也不可能塞得下并长期维持上千条战舰。
且濡须水道终究狭窄，则一旦被敌军堵塞了濡须口，你有再多的船只也没啥意义啊。
为此裴该特意派遣杨清去往巢湖，听取陶侃的意见，陶士行乃云：“臣准备万全，今冬便可动兵，不可延挨。”杨清归报裴该，裴该才就此下定了决心。
终究要与南人在长江上以舟楫一较短长，这你不听陶侃的意见，难道一辈子在北方打仗的许柳或者郭默，给出的见解能够更正确吗？
再说陶侃，一至巢湖，便即利用他的威名和品级，再加朝廷给大开绿灯，几乎将兖南诸郡的物资搜集一空，复大征民伕，建造舟船。不过对于在船上安炮之事，他经过几天的调研之后，即刻就喊停了。
陶侃上奏裴该，说明这么做的原因，乃是虎蹲等小型铁炮射程太近，于水战中作用不大，而青铜大炮则制备不易，空耗物力人力，具体的作用却还瞧不出来……
此前陶侃还在蜀中之时，裴该便命杨清召彭晓来，面授机宜，要他尝试在船上安炮。过去铸成的那两尊试验用青铜大炮，在逐退石虎，解围平阳后，便即运回绛邑附近的工坊，其一已毁，也没有修复的必要了，直接回炉熔炼，剩下那一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运抵巢湖。
彭子勤即将此炮搬上一条大楼船，遵照裴该所说，在其下安置了木架、木轮，并以滑轮、绳索联系船弦，做好减弱后座力和归位的一应准备，然后打算试射。然而问题是，大炮沉重，却只有一具，置于船首则尾沉，至于船尾则首沉，置于一侧则几乎倾覆……好不容易用相应配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止发三炮，楼船就几乎散架……
彭子勤本人擅长的是火药配制——可以说是化学吧——对于金属冶炼和数字计算，却并不拿手，他跟造船匠人及从绛邑带来的冶金工匠埋头商讨和计算了整整五天，才终于拿出一个貌似比较靠谱的方案来。
那就是改铸小一号的青铜炮，并且减少火药用量，预计一发可三百步，动能足够洞穿敌船；然后改造楼船，减轻负重，于两舷各置三门炮。
这一方案还没来得及上呈洛阳，恰好陶士行到来，经过调研之后，当场就给否决了——这不是胡闹嘛！
仅仅三百步的距离，我造大弩，以矛为矢，照样可以洞穿敌舷啊，可能精度还比铜炮更高咧，且弩具才有多大分量？而即便只造一条炮船，左右各置三门铜炮，那也得六门，要耗费多少铜料啊？即便就近从彭城运铜——先不提彭城之铜多半用来铸钱了，且产量日益降低——那也得将近千里之遥呢。
若即在徐州造炮，恐怕搬运起来更费人力；而若是运铜到巢湖附近来，我还得再建一座大冶金工坊才成……
陶侃在给裴该的上奏中，婉言炮船非不能建——终究是天子的主意嘛，哪能直接给否了呢——然而太过靡费，效果却未必能够彰显。倘若不着急伐江南，咱们花个三五年时间，慢慢试验，再加三五年时间，打造炮舰，亦未为不可；但估计一两年内就要发兵，我这儿船还来不及造呢，哪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造还仅仅是设想的炮船？
陶士行年已六旬，不大能够接受新生事物，在他看来，天子虽多奇思妙想，亦难免好大喜功，所琢磨出来的新鲜玩意儿，多半都没什么实用价值。哦，生产方面不在此列，天子下令研制了一些新式农具和纺织器械，改良造纸术和普及用纸（如今华朝正式公文，皆命用纸，比原本历史上提前了好几十年），就都是对于社稷民生大有裨益之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