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s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铯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jūn_duì 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