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枢密所言极是，一语中的，都是读书人那种门第观念在作怪。外戚怎么啦，不论我韩侂胄做到什么官职，对皇家都会忠心耿耿，只会有益，决无不利。
吴伯刚跟风就上：太尉忠君爱国之心昭昭，今日荣鹰懋赏，圣眷非凡，咱家得以追侍左右，真乃与有荣焉。
为今之事，枢密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办法倒是有的。
有什么办法？
太尉，就等着我的行动吧。
岂知，还未出击，即被刘建秀捷足先登。
此时的刘建秀已升为右谏议大夫，直接向皇上上疏，引用当年孝宗禁道学故事，请朝廷下诏，对理学进行考核，辨别真伪。
皇帝赵扩下令：颁发原疏，宰辅复议。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不久，时值盛年的朱熹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抱负，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在第一道札子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须以儒学为经典，具体说，就是《吕学》中的道;第二道札子，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不忘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必须合战之事为一；第三道札子，则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希望君主以真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
这些奏论观念没错，也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孝宗皇帝当时正为隆兴北伐失败，和与战如何选择而大伤脑筋，对他高深的理论不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尚还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则沉默不语，再见他峨冠博带，满口之乎者也，顿感酸气十足，太祖的那句名言奔涌而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道理一套一套的，但实际上怎么做，一点也没讲，于是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朱熹之言，多不可用，以后朝廷不得再讲。
吴伯刚见有人先他而至，即上书对道学进行分析。
当前的道学分为三类，一是盲目附和的，二是肆意诋毁的，三是忌惮道学之盛不敢批评，明哲保身的。同时又将道学家分为两大类，一种为潜心研究，不乱说胡为的，另一种则是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
为此，他建议朝廷对所谓的道学家，进行必要的甄别，秉其正而去其伪，士大夫应专师孔孟，不必自我标榜。朝廷可取缔那些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道学。
皇帝赵扩如法炮制：颁发原疏，宰辅复议。宰相部堂复议后，将二人奏疏公布于朝堂，由百官讨论。
刘吴二人的奏疏似一块石子扔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片片涟漪。
国子司业汪逵、侍御史董育法、吏部侍郎李云思上折，推崇道学，反对将道学列为伪学，先后遭受斥责，贬放州郡;博士孙元卿、袁士桥，、国子正陈武上折论救，亦遭罢免。
刚由监察御史升为左正言的胡英元上疏称:近年以来，伪学猖獗一时，图为不轨，动摇上皇，抵诬圣德，几乎造成大乱。
为此，建议朝廷:将道学定为伪学，予以禁止。
政事堂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乎，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学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帷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