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云和的这番话还是惊吓到周围的娘子们，哪有女郎家公开讨论开战掠奴的啊！
云和也有些窘。
这时还是高岳圆了场，他就人力的话题，对各位军将僚佐家的娘子说：“诸位勿忧，其实棉田的人手也好解决、”
“哦，愿听大尹的灼见。”几位娘子笑嘻嘻地说到。
高岳便说，马上我兴元府要遵照圣主诏令，率先分“田士”和“将兵”，此后将兵专事训练，田士则半军半农，按照朝廷度支司规划的比率，我兴元府原本有官健一万一千，土团四千，而今统统取消，划一为将兵、田士，另者本镇的支州郡又增凤、兴二州，本尹还要兼凤兴都团练使，兵额经由圣主和度支司许可，增加到两万（其实两万这个数目里，高岳原本给朝廷报的兵额是一万五千，现在又加了五千，实际有两千人还是属于挂虚籍的）——也即是说，将兵马上只需八千（实额七千），本尹准备重新规制，而田士足有一万二千（实额一万一），本尹计算过——原本兴元府的屯田主要集中于三地，山河堰、黄泥河，还有洋州月河谷，用田士六千五百足矣。其后主要对西蕃用兵，故而兴州略阳、凤州河池成为重地，故而本尹准备将余下的四千五百田士派遣至这两州屯田，主要就是麦棉合种。
“增加的兵自何而来？”云和好奇地询问姊夫。
“增兵四五千耳，一千自本府所管的五州内招募，其余的也很简单，让出去回商的船只或小校，带着我兴元府的纸札，自各地招募就行。”
对此高岳很有信心，因为这时的唐朝，已不复早期那般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力，为何如此说？
因为两税法已取代了崩溃的租庸调。
租庸调制度下，赋税也好，劳役也好，军役也好，都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
而两税法呢，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分税的方法，说白了，朝廷不管这州这县谁在管，也不管这田谁在种，只要你把你应对朝廷的那份“上供”的税给摊派到位就可以——没错，这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力在崩溃，这一旦松开，民众起码有了选择被剥削方式的“自由”，我可以种田，我可以经商，我可以做工，当然当这几条路走不通时，我还可以当兵。
当兵的自由必然带来做兵的自由，价值观就是：谁发饷就给谁卖命，谁让我饿肚子就砍了谁。
皇帝不发赏赐，咱们就要挟节度使去打皇帝；
节度使不发粮饷，咱们就作乱，杀了节度使，再拥戴一位（或者朝廷派一位来）就成。
所以唐朝如今方镇，问题的根子不在于节度使，而在于依附在各个方镇内，一群群“自由”的兵，以当兵吃粮为职业的兵，对中央和皇权观感淡薄的兵，杀节度使玩儿似的兵。
河朔、淄青和淮西等方镇为何能长久割据，就是这群兵成了气候，形成桀骜不驯的地方武力集团，朝廷光靠“换汤不换药”的平叛战争，是无法在根子上逆转这种局面的。
不过此刻高岳却要利用这种“自由”，“本尹在府中增设数十军校、要籍，实则督押货物至各方镇回商贸易，顺带把募兵的纸札携，货销完后，船就带着募来的兵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