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糖，也叫糖霜，也叫煞割，这种食品和盐类似，人人都需要吃，能吃到甘甜而有热量的调味品，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古代不比现代，古代只存在食用不足的担忧和痛苦，现代一面享受便利廉价的“工业味觉”一面还在那里吹什么原生态的全是数典忘祖的清新教徒罢了。
再者蔗糖的滋味远胜原来于唐朝普遍食用的麦芽糖，很有推广的潜力和价值。
那么高岳为什么要推崇蔗糖榷卖，而不主张棉布、茶、酒榷卖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蔗糖和盐一样，本质还是调味品，这种东西完全能做到“富人多吃些，穷人少吃些”，消费量相差不大（人身体结构决定你不可能狂吃盐或糖制品的，这和阶级无关），也完全不会催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代才有的咸党和甜党的决死纷争。但后面三者，特别是棉布这样的，属于生活的必需品，富人有钱便能在质地上做文章，穷人再穷也要五尺布御寒遮羞，而茶和酒也是无论贫富都要大量饮用的，穷汉喝酒也决计不会喝两钱就能打住的，若搞榷法专卖，务必会让百姓活不下去，武装的私茶、私酒贩子便会大批出现，使社会治安崩溃。
所以南宋时期，出现茶商比正规军还能打，金人来犯要依靠招募茶商才能保护城池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至于私盐贩子一旦出现，如黄巢、张士诚，那基本已可以宣告该朝代可以关张更新了。
“杜佑在岭南的做法，大可推广他处。”高岳此刻，在皇帝面前为杜佑大唱赞歌。
这种杜佑式的岭南经验，严格来说并不稀奇，也是听取高岳建议后形成的：
杜佑将先前送来的大批东山党项奴隶分类，女子和体弱的分配到蔗田和煞割务作坊里劳作，精壮的男子则被分发武器、定时操练，又启用征辟批有军事才能的“流人”（岭南绝对不缺这种人）担任中低层的军官，自己再让亲信来统军，如此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来，杜佑还向皇帝奏请了个“平波”的军号；随即杜佑将广州其他的地方军全部编组为水师，以自己广州刺史兼押蕃舶使的身份和权力，勒令城内的大食海商捐钱修建了大批战船，并通过海商雇佣了精通航海术的异邦人上船，负责操控驾驶，诸事齐备后杜佑便呈送给皇帝一份《请复琼州表》，得到批复后即大举渡海，出兵征讨朱崖地区（即如今的海南）的琼州——没错，当时琼州并不在唐政府的控制下，早在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时，当地的黎人也就是所谓的“洞僚”就发动叛乱，攻陷占据了琼州城，其时唐军主力正在专力征讨高丽，平叛收复的事就此搁置下来，居然一拖就是一百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