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乃是大明最主要的税课。崇祯末年商税三百五十万两，盐税就占了二百五十万。扬州府是淮盐的主产区，每年盐税有一百五十万两，占了全天下盐税的近一半。
而山陕商帮，徽商商帮这两个商帮是江南最大的盐帮，因争夺扬州盐场的利益素来不和，为争取朝廷盐引政策的倾斜闹腾了上百年。
两个商帮除了走正常程序找官府打官司，还时常示威游行，偶尔还举行大规模械斗，与饿了么、美团外卖为了抢生意组织员工群殴如出一辙，最后还一起告到了崇祯皇帝面前。
所谓铁打的买卖，流水的衙门，这两个商帮从明朝中期一直闹到清朝康熙后期，爷爷闹完了父亲闹，然后子子孙孙接着闹，祖祖辈辈无穷尽，扬州知府已换了几十人，还没完没了。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解决北疆边关的粮食、战马供应，实施食盐开中法，允许民间商人向九边军镇运输粮食，换取江南淮盐的盐引。
所谓盐引就是食盐专卖制度下，朝廷颁发的盐业经营许可证，有盐引的卖盐就是合法销售，没有盐引的就是走私私盐。
因陕西商帮、山西商帮大本营就在北疆边关，可以从陕西、山西组织运输粮食到边关军镇，再凭借官府文书到扬州府换取盐引，贩卖食盐获利，可以说占尽了地利的优势。所以至明朝初年到中期，山陕帮会几乎占据了淮盐买卖的大半壁江山。
但明朝中叶后，改输粮换引的开中法为花银买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贩卖淮盐的商人不必千里迢迢运粮食到边关，单是花银子就能直接购买盐引。
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山陕商帮垄断淮盐经营的局面，临近的徽商商帮开始大举涉足扬州府的淮盐买卖，至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与山陕帮会鼎足而立的大盐帮。
如今淮盐八大盐商里，山陕帮会、徽商商帮各占四个，可说是平分秋色。但整体势力而言，而徽商商帮是蒸蒸日上，山陕帮会是在走下坡路。
从知府曲从直的口中得知，今次这事儿的起因，是因山陕商帮而起。
之前江南的总督也好，巡抚也罢，根本不会在江南饲养战马，因为成本太高。而方原是铁了心，不计代价的要在江南打造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
这就让山陕商帮再次看到了难得的商机，便准备提出一个，以边疆战马、战马饲料换取盐引的方案。
具体措施就是山陕商帮凭借地理优势，从陕西、山西的产马地购买战马，还有用以饲养战马的饲料，甚至可以直接承担军马饲料之责。运送到江南换取盐引；再从江南贩卖食盐到北方。可以说既降低了购买盐引成本，商船北上南下都没有空舱，充分利用了商船的运力，可说是一举两得。
但方案一报送到曲从直那里，还没等方原审核，立刻就走漏了消息，被徽商商帮得知了。两个商帮正斗得热火朝天，而且徽商商帮凭借地理优势，正准备对山陕商帮赶尽杀绝，抢夺山陕盐商的地盘，岂能容许山陕帮会找到这么一条出路，扳回下风的局面？
如今双方都通过曲从直的关系找到方原，为了争取最有利的盐引条件，对方原是极尽讨好。
山陕帮会早打听清楚了方原喜欢土地甚于银子的喜好，送出了两万亩水田的贿赂，价值至少二十万两银子，而且战马换盐引的条件也十分优厚，折算下来一匹战马只需三十两银子，比之前四十两一匹的成本降低了不少，而且山陕帮会还愿意承担玄甲军战马的饲养成本；
而徽商商帮则愿意送出两大盐商共一成（10%）的股，方原不参与经营，只要在江南任职一年，就可以参与一年的分红。这个策略就是将方原牢牢的套在徽商商帮的船上。徽商商帮虽然损失了一成股份，只要方原愿意在政策上对徽商商帮进行倾斜，就可以夺取山陕帮会的利益，将蛋糕做大，瓜分的利润会比之前更大。
曲从直报上了双方送来的贿赂，方原听了是暗自好笑，这两个商帮自以为了解方原的爱好，其实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若方原仅仅是一个大明官僚，这些贿赂那是送对了路子。但方原的目标显然是将江南作为称霸的根据地，自家的产业来经营，这世间有行贿行到皇帝面前的说法？简直是笑掉人大牙！
方原之前没整理盐税，一是因盐税干系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扬州府是最后一个收服的，刚刚拿下扬州府就北上去解辽东之围，还没来得及整顿。
既然这一对相爱相杀，纠缠了至少两百年的冤家主动送上门来，方原是乐得拿他们开刀捞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