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住却道：“你们才能拿几个钱，这事都是夷祸而起，就得那些行商出钱！”
粤海关管着十三行，行商有钱这盛住当然知道，他可不想自己出钱。
但长麟态度强硬：“行商当然要报效朝廷，但眼下是倾巢之祸，盐商、丝商，七十二行都要捐输。就由盐运司、布政司召集商民捐输，粤海关督促行商，各位同僚也该尽一份力，三日之内筹齐款项，送至海关衙门核验！”
长麟可不是盛住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坚持让各个官员掏钱，还要让布政司、盐运司督促管辖下的商人，当然不是为了官员捐的那点钱，而是这件事必须得让所有人都参与，这样追责的时候才一个都跑不了，也就能保住秘密了。
至于最后的钱数，长麟并不担心，行商、盐商都是有钱的，最大的几个哪个不是家资百万，广州一口通商几十年，每年的关税几十万，偷逃的税款不知道多了几倍，都落入那些行商手里了。另外还有钱庄、当铺，这些喝民血的，也该出出血。发动广州城所有商人，三天内凑齐两千万银元，也不是难事。
布政司陈大文口气不善：“让商民捐输总得有个名目吧，跟他们说赎城费？”
长麟哼道：“军饷！”
说完拂袖而去。
于是在周琅忙着在城楼上收兵权的时候，广州城内的官员们则开始以捐纳军饷为名，压榨全城富商士绅捐款。
普通士绅、官员，甚至七十二行商人能捐的都很有限，最后大头都得落到行商头上。
捐的多的，是那些更依赖官府权力的行业，比如盐行集合起来捐了两百万两，银行（银号、当铺行会）捐了一百八十万两，丝织行当的锦纶堂捐了七十万两，其他小行业加起来捐了三百万两，也只有总数的一半，于是盛住勒令十三行行商集体捐资八百万两。
这下子连蔡世文、潘启官这样的总商都快破产了，尤其是潘启官，他经营业绩良好，见识过潘家豪宅消费的法国人认为潘家每年消费三百万法郎，称潘启官是世界首富。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家族，也是从潘家做帐房起家的。
但蔡世文就不一样了，他挥霍无度，且过于喜好结交权贵，每年花费比潘家更大，其实早已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结果大多数募捐落到了潘家头上，潘启官召集几十家行商，公行行用（十三行行商建立的一种公用基金，每家公司缴出利润的10%，并从每笔交易中抽取3%作为公积金，主要用来共同向官员送礼和应对勒索，以及紧急时刻之用）出两百万，潘家独立承担两百万元，其余四百万让各家分担。
蔡世文求着潘家借钱，软磨硬泡将自家的几处商铺给了潘家，借来五十万两，勉强支撑他这个总商的架子。
这些钱都送到了粤海关清点，总计1550万两，折合银元足足2100万，盛住竟然还赚了100万，这也算长麟给他的好处，可实际上这钱也只有他来拿大家才放心，说到底还是他那个皇亲身份值钱，因为此时最能背锅。
由于银子银元之间还要换算，要清点，一两银子大概换74银元，如此巨大的数额，工程量十分浩大，广州城钱庄、银号和当铺的掌柜伙计都被临时征用了，依然忙不过来。
可城外要求交付的日子已经道了，虽然没有发起进攻，可是四方炮台上的炮声却响了起来，造成广州城的恐慌，盛住找蔡世文去沟通，希望直接把钱送到军营去清点，但对方不答应，就让在海关衙门清点好。
并且提出，所有银钱，全部用坚固木箱装好，对方也不拒绝银锭和散银，甚至黄金也可以按照正常的市价换算，但必须装箱，每箱一万银元，用锁锁好，密封起来，周琅派人来监督装箱封箱，监督的人也不是外人，正是一直被扣在海关衙门享福的魏连理。
这就需要两千个木箱，临时打造肯定不够，又是一番折腾，官府到处搜掠各家的木箱。
好在周琅答应宽限时日，但规定每天至少要交付五百箱，否则就要开炮。
看着一箱箱银元从海关衙门附近的南城出城，然后由城外的士兵搬到船上，魏连理感慨自己的好运气。
他确实不愿意来广州，太危险了，可他发现，从头到尾他就没遇到过什么危险，即便被海关衙门扣了，可天天都好吃好喝供着，还有美女相伴，尤其是最后，清点银子的活儿，真的是太痛快了，原来银子真的可以多到数不过来！
他突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莫非大帅是我这一生命定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