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东印度公司的结盟，是周琅提出来的，他认为这是各取所需。
所以谈判的双方都是很有诚意的，可有诚意不代表没有分歧，因此谈得成谈不成，还真的不好说。
东印度公司对厦门的地理位置和茶叶出口的前景十分看好，傻子都知道，从武夷山走税率一直到厦门，成本绝对比翻越武夷山，经过江西抵达广东要低。
运费低了，那么茶叶价格自然就低，收购价格低了，利润空间就大了。
要不是清政府的愚蠢政策，东印度公司早就想在厦门贸易了，现在好了，周琅占据了厦门，那么就不需要经过清政府，可以在厦门设立商栈了。
周琅给的政策也很开放，并不拒绝任何国家的商人来此贸易。
可东印度公司想要更大的优惠，他们想要特权，他们习惯了利用特权挣钱。
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想垄断厦门的茶叶贸易。
这点周琅是无法接受的，让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茶叶贸易，周琅吃什么。
但给予英国人一定的贸易优惠是可以的，根据魏连理从广州收集到的最近几年的商业情报，周琅发现，除了英国人之外，其他国家的贸易量都在减小。
一个原因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爆发了革命，不仅让法国权贵阶层遭到了近乎清洗一般的遭遇，权贵阶层又是奢侈品贸易最大的消费市场，法国市场的消失，不但影响了法国商船，而且许多以法国为转口贸易对象的国家，也削减了开往东方的商船。另外欧洲大陆国家也先后卷入反法战争的漩涡，影响了他们向外派遣商船的能力。
另一个原因则是英国自身实力的增强，英国已经取代了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成为欧洲第一大商船队拥有国，至于英国本国市场，由于英国人的航海法令保护，那是留给英国商船队的，其他国家只能通过走私向英国转口，走私毕竟是不确定的贸易，很难扩大规模。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刚刚建国的美国人，急切的希望打开海外市场，通过贸易攫取财富，虽然美国过去的主要转口贸易对象也是法国，但美国拥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加上由于美国松散的政治结构，联邦政府很难向各州征税，关税成为联邦最大的税源，因此美国联邦极为鼓励贸易，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可以带来关税的增加。
美国人的迫切体现在，他们刚刚独立建国五个月，就向中国派遣了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度，继承了来自荷兰和英国的商业文化，迫切的想通过贸易获得财富，因此中国皇后号的行程，引起了美国从平民到总统的热泪关注。“中国皇后”回国之后，立即在美国的朝野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驻法大使，后来的美国总统杰斐逊还专门向法国外交部寄送了一份“中国皇后”首航的报告。报纸上流传一种夸张的说法，“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美国利用欧洲的战乱乘虚而入，甚至做起了中国商品卖往欧洲的中间商。一定程度上，是对华贸易的繁盛，间接帮助纽约超过费城成为了美国最大城市。
周琅预判到，至少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欧洲市场除了英国外不可能有大的增长，而想打开英国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绕不开的。
所以周琅可以给东印度公司一些优惠，但是也不能拒绝其他英国散商和美国商人前来贸易。
周琅和布朗俩人的谈判，好像两个小心翼翼的拳手，都频繁的出拳，但大多是试探，看似凌厉凶猛，却虚实不一，都在仔细的试探着对方的底线，都想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
反倒是亨利皮特对谈判不表态，他身份过于特殊，既是中国公司的大股东、合伙人、委员会主席，又是不列颠公司的股东代表，只要两个公司达成协议，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谁吃亏多一些，谁获利多一些，他都能得到利益，所以他也不需要表态。
谈判看似激烈，过程反而顺利，因为这是一项合则两利的合作，双方互有需求，无非是谁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多一些而已，但只要合作必然有好处，更何况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甚至都是中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从中国公司的发展中，他也能得到利益，因此达成协议几乎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