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一个成熟的农耕地区，利益是巨大的，可基于成熟的农业生产的成熟社会，则是一个麻烦。宗教上，道光通过强力手段将宗教降服于政治之下，可是经济问题却是一个问题，因为道光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官僚体系，都是长于政治，也弱于经济的。
之前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都是内务府垄断的，当时的经济也比较单一，政治架构也很简单，垄断相对容易。可是现在吞并了波斯之后，他们发现这种垄断变得困难了。
过去能够垄断，首先是技术上很容易做到，不管是跟中国的内陆贸易，还是跟印度的河运贸易，都是通过险要的关卡进行的，很容易控制。可是波斯直面波斯湾，有漫长的海岸线，波斯人从事海贸的又极多，跟印度、奥斯曼帝国甚至非洲，都有贸易往来，现在要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卡控制，那难度是极大的。
英国人尚且不能杜绝茶叶走私，被迫降低了茶叶关税，何况满清呢。
这种新局面，比处理宗教问题更麻烦，宗教在于人心，而人心并不是生存的基础条件，而是更高级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可以替代，但基础物质则无法替代。道光无法断绝数以万计的沿海居民的生计，除非来一次沿海迁界，否则无法阻挡渔民们跟海外的联系。
况且还存在着海外势力，恺加王朝时代，跟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也跟非洲公司签订了贸易条约，道光并没有跟英国人正面交锋过，他还敢向英国叫板，但非洲公司背后的中国，满清政权始终升不起勇气对抗。
而且跟中国保持贸易关系，对满清是极为有利的，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可以从中国吸引到相当质量的移民，大量的遗族通过陆路向中亚迁移，现在开辟了海路之后，他们甚至可以从海陆来到满清帝国，如果得罪了非洲公司，那么这条海路不但无法利用，甚至陆路的人口迁徙也可能被掐断。
满清从中国吸引的，心向大清的旧士子们已经越来越少，毕竟已经过了一代人，新一代对满清的认同感几乎没有，老一代愿意投奔的，已经投奔，不愿意投奔的，也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他们现在吸引的，主要还是新王朝中的那些失意者，最大族群还是那群过去的上层族群，也就是八旗，而且是京城八旗为主。
京师八旗当年的生活比地方驻防八旗更加优越，嘉庆曾经试图迁移一部分人去东北做地主，都纷纷逃回来，放不下北京的物质生活。可是新王朝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越是旧王朝的权贵，越是新王朝的弃民。王公贵族的府邸，第一时间就被没收，这并不是周琅看上了这些财产，而是按照传统惯例，在王辅茞的民政管理下进行的。
满清当年一统中原后，对明朝的权贵也是这样处理的，普通百姓的家产可以保留，而王公贵族的财产，由于一般都是皇帝赏赐的，这些名叫“钦产”，新王朝都会予以没收，除非个别为新王朝立下功勋的旧权贵，很少有人能保住他们的财产。
目前在大周治下，除了盛住等少数满清权贵外，大多数权贵的府邸、农庄都被没收了，成为官田，大多数都用来赏赐新功臣了。
那些失去了所有财富的权贵阶层，当年在北京有上万人，他们都接受过最高等的教育，知识水平相当高。很多流落街头，开始从事下九流行业。比如戏剧行业中的旗人相当多，有的人过去是养戏子，现在则做了戏子。有的更惨，卖儿卖女，进入青楼谋生。
总之大量的旗人中上阶层沦入最底层，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很重的，要么选择造反，要么选择离开。有在中亚立足的满清帝国召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移民。他们带来了较为高级的中国知识，许多人成功成为满清帝国的各级官吏。
所以道光一方面无法解决成熟的波斯社会的商业管理问题，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非洲公司，以免从中国的知识输出断绝，因此他选择了跟非洲公司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租借一个港口给非洲公司，非洲公司许诺帮助满清打造港口体系。
骄傲的满清很欢迎，因为这些年他们就一直不断从中国输入知识，早就不再是过去那个骄傲的大清帝国了。满清政权还不清楚，跟中国公司的合作，会让他们越来越绑在中国的战车上。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欧洲公司通过非洲公司发来的合作邀请，军事方面的合作。